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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必要性的思考

作者:核心期刊目录查询 发布时间:2019-03-22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1953年至1955年上半年,对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眼于当时历史环境条件,本文将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条主线,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建国初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两个方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1953年至1955年上半年,对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眼于当时历史环境条件,本文将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条主线,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建国初期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两个方面的论述,着重阐释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而必须的选择,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经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95年,是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是以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理论刊物。

  新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决定了我国将来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迫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我国不得不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我國由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潮流中,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常常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来质疑,甚至完全否定当日进行的三大改造。事实上,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更要清楚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都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绝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同时,我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决定了我国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就必须理清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所要建立的一个新社会,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细节描绘出一个新社会,而只是提出了未来新世界的发展方向与原则,具体的发展路径则是后人所要去探寻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亘古不变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初期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巩固新生政权,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财富积累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时,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上的私有,贫富差距会越来越严重,失业、贫困、饥饿、经济危机等等接踵而来,整个社会陷入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恶性循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最终导致一种能够代表社会历史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所代替即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要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集团,夺得了国家政权,只是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第一步,还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 。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绘制出详细的蓝图,但是我们在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方向的表达中能够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的哲学原理指导下完成的伟大事业,不能因为先贤没有具体的路径而否决了我们自己探索出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相反,今天的一切成就恰好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对了,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二)列宁:“过渡时期”本身就是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阶段

  列宁在认真总结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因素后,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新生的政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进入了社会主义,国内封建反动势力以及国外干涉力量的联合反攻,理论思想中存在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使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不仅没有和平的环境建设社会主义,反而遇到了多种力量的镇压,让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迷茫。那么,如何在革命胜利后巩固政权,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面对这样的情况,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一文中,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原则与方向:“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武装夺取政权以后的广大群众对被推翻的剥削者的专政,” 在这里的“剥削者”所指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沙皇、贵族,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处于统治地位,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力量,联合贫农,推翻剥削者,从而实现无剥削的社会,只有完全消灭了剥削阶级,才能真正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但我们也要明确的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 这个“过渡时期”是由俄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地要先将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依靠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因此,这个“过渡时期”本身不是要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所以,“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财产。”

  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列宁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巩固新生的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推翻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以及联合广大农民,走农民集体化道路同样适用于农民占绝大多数、生产力状况十分落后的中国。

  (三)毛泽东:“三大改造”是实现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现实路径

  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再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合适时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那么按照新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接下来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之为过渡时期,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具有独立社会形态的性质,不管是从主要的三种经济成分比较来看,还是从已经建立起的国家政权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终究都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标。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容跨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要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所需要的物质文化基础不够扎实,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来准备所需要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我们之所以要提前结束这一过渡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由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已经具备了必要的生产条件,此时,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

  1956年12年党中央对过渡时期确立的总路线被概括為“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明确了,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遏制,取得国内经济文化的进一步飞跃发展,为取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夺取国家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更要在取得政权后,利用国家政权,消灭旧的剥削制度,代之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

  二、国内外环境:实行“三大改造”的现实条件

  (一)日益成熟的生产力是“三大改造”的根本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民族、民主革命两大历史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第一大任务的胜利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表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基本解决了革命遗留任务,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之后,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新政权建设经济文化,从而巩固政权?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如何突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下的经济军事上的封锁?这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工业化是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近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确实没留下任何物质遗产。“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因此,针对国内的现状,最为紧迫的就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自给,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路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验证,成效显著但代价太高,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在中国走这条路,但是搞了几十年也没有太大的起色,1952年初,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一些恶劣行为开展的“五反”运动,更是直接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拙劣性。这就决定了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另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路在经济文化同样落后的苏联已经走过,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工业化之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国家的工业化,是国强民富的先决条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需要由国家——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占领导地位。毛泽东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旧中国“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手里,” 国家要实现对经济的领导就必须要剥夺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国家经济实际领导者由官僚资产阶级变为广大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而建国初期,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问题时,社会主义革命也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其中,兼具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措施——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才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到1952年底,国营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占到了很大一部分比重,同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工设厂,搞大工程建设,完成私营经济所不能独立完成的因技术资金上欠缺的项目。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国库开支。克拉玛依油田、鞍山钢铁公司等等这一批“一五”计划期间完成的工程项目主要就是靠国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占比达到绝对优势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变得自然而然,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也就不再是个难题。

  2.工业化之矛——资本主义经济

  民族资本主义在我国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是由官僚、商人、中小地主、买办、华侨等创办起来民族企业,而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现象。原始资金少,发展潜力小,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业几乎空白,直到“三大改造”前,民族资本在中国发展了近一百年,都没有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的环境里,要想向外发展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建国初期,国家对粮食类作物采取的统购统销的政策加重了民族资本对国家的依赖。加之,1952年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反”运动更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纳入国家运营的轨道,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运行。正如周恩来同志多次提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 三年恢复时期对民族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形势上非常必要,而且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可循。

  3.工业化之盾——个体经济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国是农业大国,深得农民的支持,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讲更是革命建设的地基,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意识到只有走与农民相结合的路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然而然地要走群众路线才能巩固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农业生產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新水平,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一,封闭性,每个人所分到的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经营规模十分狭小,按照每家每户独立生产,那么在亩数极少的情况下,大规模投产几乎不可能;其二,落后性,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在当时是多数,但每户贫雇农所占有的农具不足一单位,也就是说,缺乏机械化现代化的操作农具,这一大部分的现状不可能完成支持工业生产的任务;其三,资金短缺,“一般农户一年用于买生产工具的支出仅为6.5元,” 更不奢求购买优质新品种去拓展新的农业生产了。可见,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使用较为先进的机械农具来耕作,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其四,农民获得土地后,容易出现土地买卖的现象,一些富裕的农户为了扩大经营去收买贫雇农的土地,而负债累累的贫雇农只有靠出卖土地才能维持生计,最起码的生产资料都没有了,在广大农村最终会滋生懒汉,让土改的成果走上歪路;其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数逐年上升,要求尽快增加粮食和原料供应,以补给城市,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通过利用土改后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实行农业合作化进行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巩固政权基础是势在必行且具有操作性的道路。

  (二)四面受敌的国际环境是“三大改造”的催化剂

  联系具有普遍性,同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其他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密封锁和遏制,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道:美国不能同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因此,当时中国被迫“断交”,普通的商贸往来都被禁止。加之,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最后以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收尾,所以,西方国家不仅排挤中国,甚至不排除新的战争发生的可能。同时,苏联本身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又曾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一直的榜样,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曾说到“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虽然当时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情中国,但能力有限,唯有苏联能够在资金技术上提供援助。“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涉及钢铁,煤炭,冶炼,等等,基本囊括了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分布广,领域宽,技术先进,资金充裕,这一些工程在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在考量了国内外多方面因素做出的正确选择。那么,如果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了巩固国防,重振国威,那么对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护航,只有在生产资料性质上发生改变,才能够在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工业底子薄,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是否需要集中全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搞工业化建设这样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余了。

  三、“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适时的必要而必须的革命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方向,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民水平的历史事件则必然会在历史上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同样是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综合以上分析,一是从当时国内的基本经济情况看,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虽然占领导地位但并不是社会主体经济的现实,十分薄弱且已无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处于十字路口的个体经济”都促使国家必须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可以说,没有“三大改造”就不可能有工业化建设的所有制基础和物质基础。二是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两大阵营的对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遏制与封锁,苏联的帮助,最终使我国形成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然要清楚的是,我国从始至终都没有完全依附于苏联,“一边倒”是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倒向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迫于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不得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尽早地完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能够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给今日中国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更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时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的确,在三大改造中存在不足之处,实践中也有失误的地方,但这并不能否定“三大改造”的必要性,所以,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评价不应一概而论,理解必然,认识失误,汲取教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

  注释:

  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7.

  安启念.关于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5).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626.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9.

  谢远学.毛泽东在1949.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20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5,6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7.

  周恩来.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摘要节录).山西政报.1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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