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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分析与完善研究

作者:核心期刊目录查询 发布时间:2019-05-24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有助于加强维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动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概念,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现存问题,并从拓展刑法保护范围、优化刑罚配置结构、完善刑法保护罪状以及注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有助于加强维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动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要介绍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概念,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现存问题,并从拓展刑法保护范围、优化刑罚配置结构、完善刑法保护罪状以及注重区别保护措施等层面入手,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完善对策,以供参考。

  《知识产权》(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主办的期刊。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作为国家核心期刊阵地和窗口作用,加强了各单位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广泛团结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推动知识产权战略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及其经济主体利益,推动社会的法制化、秩序化建设,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我国自主创新意识,还有助于使我国刑法的内容得到有效丰富,推动我国法制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我国法制化建设水平。

  一、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概念

  所谓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就是在刑法保护体系中引入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进而在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时,借助刑法制裁的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从而有效使产权人的合法利益受到良好保护,进而使知识产权领域的市场秩序得到有效规范。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资产,其刑法保护不仅保证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维护了智力开发者的合法权益,是实现我国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有利法律保障 。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现存問题

  (一)罚金数额的不合理设定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知识产权的犯罪门槛设置较低,其定罪标准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仍无法形成对于侵权行为的有效打击。以2007年4月5日我国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例,该解释中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张以上的,属于《刑法》第217条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相较于2004年而言,该司法解释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复制品数量缩减了一半。但解释中对于“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经营数额的50%以上一倍以下确定”的规定,因大部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所获的违法所得通常较低,很难对犯罪行为人产生有效的打击。同时,虽然我国为有效防治知识产权犯罪行为采取了严刑重罚的惩处方式,但却缺乏对于各层次人民群众的普法教育,只能够在罪行发生时予以打击,无法有效提高犯罪预防效果。

  (二)不同法律体系规定中存在交织关系

  在知识产权规定方面,我国《刑法》与其他法律存在一定的界限交织问题。以《刑法》第216条“假冒专利罪”和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为例,其与《专利法》第63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交织问题,概念较为抽象、不确定,致使在制止假冒专利罪和商业秘密罪的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着刑民纠结的局面 。

  (三)罪名设置不匹配犯罪行为

  当前我国针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主要涉及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及商业秘密等领域中,但针对每一个领域的犯罪行为缺乏与之恰当匹配的罪名。伴随如今互联网+的发展,知识产权领域犯罪行为与种类也呈现出逐渐增加的态势,因此现有的《刑法》无法实现对于多种犯罪行为的有效制约,而针对不同犯罪行为的罪名设置以及惩罚措施也缺乏足够的力度,进而致使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缺乏后盾保障,无法达到保护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目的。

  (四)无法践行利益平衡原则

  鉴于知识产权所固有的无形资产属性,这也就决定了其作用机理应当综合考虑到各项利益的平衡与划分,进而达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有机平衡,才能够维护市场经济的规范秩序。但如今刑法保护却缺乏针对不同知识产权之间的利益衡量,在权利实施的过程中难以实现针对损害利益行为的恰当力度遏制,进而致使针对犯罪人的侵权行为难以形成有效打击,违背了利益平衡原则。

  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完善对策

  (一)拓展刑法保护范围,正确协调法律关系

  基于我国《刑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局限性问题,应当进一步推动我国刑法保护范围的扩张,理顺与其他法律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交织关系,进而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力度与效果得到有效提高。

  一方面,应当结合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概况进行刑法保护范围的调整与扩张,以《刑法》的有关内容为基准,结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重要内容,构建一套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究其权利的本质角度考量,知识产权隶属于私权利的管辖范围,而刑法保护行为则属于政府所行使的行政手段,隶属于公权力的领属范围,因此应当明确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行政领属意义,将刑法保护的目的建立在维护国家法规管理制度、维护市场经济运营的层面上,引导我国公民树立对于知识产权的正确认识与尊重态度。同时,如今我国存在大量难以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因此应当进一步推动《刑法》中关于行政移送制度的建设,确保能够将行政手段与刑事手段有机联合,切实针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予以合法处罚、合规处理,进而借助执法资源共享体系的综合力量形成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实效性。

  另一方面,还应当合理控制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与尺度,确保能够客观看待、合理处理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刑法保护力度的加强并不意味着限制知识产权的传播渠道与利用空间,而是着力推动知识产权的有效创新,合理控制刑法保护的力度、约束刑法保护的边界,进而借助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确立,既能够有效减少侵权犯罪行为的发生几率,也能够致力于推动知识产权的创新发展,进一步促进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的良性竞争与规范运行。

  (二)优化刑罚配置结构,合理调节刑罚力度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纵然我国《刑法》针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处于逐年攀升的态势,但因著作权、专利权遭到侵权而诱发的刑事纠纷仍然呈现出频繁发生的局面,因此,应当切实认识到造成刑事纠纷的源头与关键点,将《刑法》改善的着眼点从提高刑罚力度转移到优化刑罚配置结构上,从而更好的提高《刑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的实效性,达到有效打击、震慑犯罪人员的目的。

  首先,应将现有的刑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构建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如今我国正不断降低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门槛,然而这一行为却无法从源头上遏制侵权行为,因此不仅要将刑事司法打击的着眼点放在完善法规条例上,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法律的有效执行,例如在降低刑事责任门槛的同时减轻自由刑、增加资格刑等,进而有效实现预防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的目的。

  其次,刑法中的资格刑在当前互联网时代具有较强的不适用性,因此应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引入“竞业禁止”的司法条文,参照国外先进成熟的刑法模式,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加入资格刑的设置,针对有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行为案底的人员执行严格的管控,限制其在相关领域继续工作,从而引导人们更加关注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严重性,提高知识产权侵权刑事案件的处理效果,实现全民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 。

  最后,由于我国现有的《刑法》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罚金刑力度过轻,难以达到良好的警示、震慑作用,致使犯罪行为人难以针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彻底的反思,進而在面对巨额利益诱惑时难以实现自我管控,进一步造成侵权行为的再次、多次出现。因此,应当适当提高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罚金刑力度,借助惩罚性罚金制的引入,对于犯罪行为人施以沉重的物质压力,从根本上消解其再犯能力,进而引导其在面对经济利益诱惑时能够恪守底线、杜绝再犯行为的发生。通过提高罚金刑惩处力度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惩处实效,还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对于侵权行为的良好预防作用,但应当注重惩罚力度的合理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有效惩罚。

  (三)完善刑法保护罪状,规范知识产权保护

  鉴于传统刑法保护中关于罪状的设置过于单一化,难以有效涵盖多种复杂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导致其实际刑罚与管控效果难以有效提高,进而构成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真空”局面。基于此,应当从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入手进行重新规划,在进行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描述中,应当结合社会危害性等因素,针对“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及“主观恶意程度”进行合理的判断取舍,进而形成对于《刑法》立法、司法解释的合理优化。例如在进行罪状的完善过程中,应当真正发挥《刑法》的作用,针对犯罪行为进行有力打击,并采取严格的惩治力度形成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把控,合理确定良性标准,规范《刑法》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四)加强多种机制合力,注重区别保护对待

  鉴于知识产权包揽了著作权、专利权等多种法定权利,各项权利分别针对不同的领域、具备独有的特点,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不同知识产权之间的有效区分,依照其权利客体与实际价值的区别,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刑法保护的区别对待。

  首先,应当针对不同权力之间的价值进行合理区分。例如针对专利权与商业秘密(下文以“技术秘密”为列)一类的知识产权来说,其权利带有较强的技术属性,进而使其生产力地位得到了突出的强调;而著作权带有一定的知识领属意义,同时也涵盖了一定的审美属性,在精神消费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归属于商品性质。从其价值角度评判,技术类产权的价值高于消费类产权,因此在刑法保护中应当针对技术类知识产权予以更加着重的保护。

  其次,再从技术类知识产权的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明确细化,其中关于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以其被授予专利权的时刻作为起始时刻,这也就意味着专利权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有效期,逾期后所有者就会失去利益垄断的优势,进而受专利权保护的技术也将会归结于人类共有的财富。而技术秘密则与其有着一定的差别,技术秘密并未设立严格意义上的保护期限,这也就昭示着只要技术秘密的所有者不愿将其进行公开,人类社会就无权将其进行共享,进而导致其垄断利益永远存在。从这一角度进行考量,技术秘密的所得价值远远超过专利技术,因此从社会财富角度出发,应当进一步提高对于专属权力的保护力度。

  最后,还应当加强对于著作权与技术类、标志类产权的明确区分,提高相应保护措施的合理性。从其保护客体性质角度区分,著作权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人类的精神消费,带有显著的消费品特性;而技术类与标识类产权无法直接生产出供人消费的产品,必须要经由物质转化才能够产生消费属性,隶属于工业产权属性。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其资产属性之间的明确区分,采取区别化保护措施,提升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

  四、结论

  总而言之,要想切实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成效,应当将现有的刑法保护范围进行有效拓展,将刑罚配置结构进行合理优化,将刑法保护罪状进行彻底完善,明确界定权利价值、区别保护措施,进而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与制度的完备建设,进一步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郑珺.浅析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未来英才.2016(22).

  郑友德、曾旻辉.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知识产权.2012(1).36-41.

  曾粤兴、魏思婧.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分析与完善.知识产权.2017(10).82-86.

  龚大春.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方略.福建法学.2015(3).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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