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社会科学投稿论文格式参考:计算治理： 数字时代的新兴治理范式

关键词：数字时代;计算治理;治理范式

作者：李子浩;李天云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摘要：计算治理是数字时代兴起的一种崭新的治理范式。计算治理思维生成、工具开发、议 题汇聚、时空扩展是计算治理范式的基本样态。计算治理具有促进治理方式智能化、治理对象清 晰化、问题防治源头化、权力监督透明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体系韧性化的鲜明优势，但也可 能滋生隐私泄露、数字鸿沟、算法歧视、信息茧房、决策专断、技术失灵等风险隐患，因而内在地要 求辨证施治的引导策略。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计算治理理念，在党政部门统筹下健 全完善计算治理的风险防治体系，提升社会公众技术素养与民主治理能力，以“法德合治”培育发 展良性向善的人机共治生态，构成计算治理向善规制逻辑。在中国治理现代化关键时期，应持续 推动计算治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深度融合，发挥党的领导统筹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与治理实 践之间的最优平衡，以智慧且安全的计算治理构建治理领域的崭新标杆。

　　一、数字时代计算治理的兴起

　　人类社会的计算范式由个人计算向移动计 算、云计算、边缘计算演变[1] ，基于泛在数据、大模 型算法和大算力的生成式计算范式在数字时代也 处于不断革新之中。[ “2] ‘计算’已经成为重要的社 会事实，并成为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3] 随 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飞跃发展，“人 们面临的不确定性现象和事务日益增加，我们必 须学会以计算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日常社会生活 中的不确定性，学会在不确定性中适应复杂多变 的现实”，[4] 以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手 段推动构建以计算治理为中心的新型治理范式。

　　解决信息不对称是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深层 动因。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中，“信息不对称的事 实塑造了信息短缺的焦虑、搜索信息的冲动、完备 信息的想象以及信息保密的本能等扭曲效应，构成 了国家信息化活动的基本底色”[5] 。信息不对称根 源于个人与集体在信息的获取、传递及解析能力上 的不一致性，其不仅存在于政府与民众的交流屏障 中，还蔓生于政府架构的纵横交错的运作体系，成为诱发决策偏差、资源错配乃至社会冲突的一个重 要因素。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们通过简单的结绳记 事方法来记录事件或数量，信息概念初步形成。进 入农耕社会，借助于文字的创造及书写的进步，管 理者采用文件记载与数值统计手段来跟踪人口动 态、土地持有及税收征收等统治所需的核心信息， 信息载体与计算方式取得重要进展。但在前现代 社会，平民百姓可触及的信息范畴狭窄，大多数社 会信息主要为少数精英群体所操纵，统治阶层以 “数目字管理”等方式来提升计算能力，治理实践中 权力失衡与社会结构金字塔化成为低计算能力背 景下的一种总体趋势。迈入现代工业社会，统计学 科的兴起及“政治算术”工具的运用，使政府能够采 取更为科学丰富的手段来进行信息处理，计算能力 的提升极大促进了资源调配与社会治理效率。而 地图绘制技术普遍应用，加速现代国家疆域界定进 程，计算的精细化增强了社会治理的清晰度与清晰 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经信息记录与处理 技术的持续革新，应对复杂性社会事务的计算能力 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步入数字文明时代，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信息流 通冲破了传统信息封锁，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超强计算生成能力，使更多社会主体能够接触到前 所未有的大量信息，但信息爆炸和数据过载也会引 发信息不对称性的新形式，对计算能力提出新 要求。

　　随着计算范式革新发展，信息形态从具体到 抽象、从离散到连续，人类社会逐渐呈现出量纲化 发展趋势。“人类社会量纲化发展是从不可计量到 可计量、从模糊到精确、从不可知到可知、从不可 控到可控的过程。”[6] 量纲化趋势体现出人的计算 能力即信息记录与处理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社 会治理需求新变化。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数字化 浪潮推波助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的发展使得巨量信息能以数字格式被高效捕 获、保存及剖析，诸多复杂的社会表象与行为模式 遂被转为可计量的参数与数据节点。计算范式的 革新，不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态势的即时监控力， 也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优化提供了更为精确化、科 学化的技术支撑，政府治理实践从依赖经验的管 理模式过渡到数据循证的科学治理新阶段，技术 的系统性赋能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治理哲学。 随着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治理需在推进信 息量纲化过程中，妥善平衡技术效率与社会公正 的关系。利用数据驱动治理，必须重视信息背后 的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规避单纯技术依赖导致 的局限，确保计算范式发展革新的正面效应真正 惠及全社会。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计算范式加速发展，全 球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智能技术革新热 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计算，可以发现公共 管理的新问题，精确刻画复杂公共问题，有效降低 公共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充分认识复杂公 共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提高公共管理的预测与决 策能力，优化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共管理的科学 化、智慧化和精准化”。[7] 数智化进程驱动计算模 式勃兴发展和广泛普及，计算已悄然从辅助性地 位跃升为治理实践的中枢工具，依托新兴数字技 术的运用，信息的生成、流通与应用生态不断改 进，既有的治理框架及治理模式将从根本上重塑， 政府治理及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水平、效率与透明 度显著提升，“政府工作逻辑呈现出从科层垂直到 神经网络、从官僚体制到算法体制的变迁”。[8] 当 前，人们愈发注重探求以计算机语言描述算法程 序的可行性路径，“尝试通过一套包含算数运算、 逻辑运算、关系运算的计算过程高效、理性、客观 地解决现实问题”，[9] 运用计算系统与数据分析算 法来优化治理流程，促使治理体系向更高层次的 智能化、数据导向及自动化迈进。与传统治理模 式相比较，计算治理更加强调数据作为决策依据 的中心地位，并借助科技工具强化政策执行力度 与监控效能。为回应信息爆炸式增长对计算能力 提出新的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瓶颈，计算系统被赋予自我学习与决 策的能力，国家因而得以通过复杂的算法解析社 会现象中的规律与趋势，把数据喂料和算法迭代 整合进全局治理策略，制定出更加精细化的政策 措施。此外，物联网技术的广泛部署促进万物互 联互通，为计算模型丰富数据来源，确保社会各个 领域的信息能够得到实时的捕获与处理，进一步提升治理效率与精准度。

　　计算社会科学的兴盛标志着一种新兴治理哲 学的生成，[10] 强调运用数据与技术资源来增强社 会治理效能，愈发深刻地影响着治理的本质、结构 和过程。智能导向的计算范式在增进国家治理的 效率及精确性的同时，也不断重塑治理的内在逻 辑。[11] 相比以往依靠经验和常规方法进行治理的 做法，计算范式依据数据和算法的支撑，实现全域 数据感知，提升跨域知识萃取效率，提升适应多情 景的策略创生能力，促进治理活动向科学化与智 慧化方向演进。通过深度挖掘与分析海量数据， 计算驱动的治理模式能够更精确地预见社会问题 的趋势，事先防范风险，并依据实时信息反馈灵活 调适政策，从而使整个治理流程展现出更强的动 态适应性和灵活性。计算治理是一种具有数据驱 动特征和动态适应性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已 然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一种崭新治理范式。

　　二、计算治理范式的样态可能

　　计算治理是数字时代治理范式变革，其不仅 是治理工具的迭代和更新，而且更为深刻地革新 着治理的逻辑框架与体系构造。

　　（一）计算治理思维生成

　　计算一般运用于社会行动中对资源、成本、收 益等因素的系统性衡量和逻辑分析。韦伯将理性 化视为现代社会的核心过程，认为现代化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特别强调了西方社 会中理性化的计算方式如何逐步取代了基于传统 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社会行动模式。[12] 治理思维 的计算转向并非摒弃人本主义思想，而是在继承 其精髓的同时，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当代信息 技术优势，旨在深化与精确化治理思维的科学内 涵与实证基础。[13]

　　在决策思维方面，传统的治理模式通常较为 依赖决策者的个人经验和直觉判断，尽管也会参 考相关数据，但这些数据在整体决策流程中的影 响力较为有限。相较而言，在计算治理范式下，决 策思维正朝向数据驱动和量化循证的方向迈进， 日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度。随着大数据技 术蓬勃发展，巨量信息的高效搜集、处理与剖析成 为可能，治理知识的生成式涌现赋予决策者以更 短的时间窗口捕获更宽泛且精确的数据支撑。[14] 计算决策思维为增强治理实践的科学性与决策精 准水平扎牢了思想基础。

　　在预测性思维方面，计算技术的介入使得管 理者能基于过往数据展开深度剖析，并且借力于 算法模型进行前瞻性预估，增强治理的预见性和 适应性。随着预见性思维在管理实践领域的影响 力日益增强，尤其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经济背景， 政府部门能够依据趋势的解析预先规划出相应策 略，以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作出前瞻性应对，从 而有力地缩减了由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敞口，解 决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克服的短期效应与长期视野 的失衡性矛盾。计算式预测性思维基于深度挖 掘、模式识别和预测未来趋势的能力助力管理者 在繁复多变的环境中把握主动权，同时实现了治 理效率的显著增进。

　　在系统性思维方面，计算转向不仅仅局限于 解决特定的治理问题，它实质上推动了系统性、通 用性思维模式的培育与深化。通过运用算法模型 及数据分析手段，决策者得以更透彻地洞察各个 社会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宏观治理体系可 能产生的连锁反应。计算驱动的系统性思维推动 专业化的技术治理走向通用性的公共事务治理， 经验治理转向数据驱动治理，单向管理转向互动 协同治理，为达成治理综合性与协同性提供强力 支持，不仅有效避免政策单向输出局限，还可以预 先防范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

　　（二）计算治理工具开发

　　计算治理中的“治理”概念源自政治学和管理 学领域，通常指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相较于传统的 “统治”模式，治理理论更侧重于权力分布的广泛 性、网络构建的紧密性及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传 统治理模式存在对人力资源的过度依赖，政策从 制定至执行的链条不仅耗时冗长，且易于受到人 为因素的干扰。计算转向的精髓则在于运用自动 化与智能化工具、采纳数据导向的决策实施方案， 以及促进多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以此增强治理的 效能、精确度及全面性包容性。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形塑了一个“计算、网络、数据和软件无处不在的新环境”，[15] 计算治 理工具开发的作用在治理实践中愈发重要。在计 算治理范式中，机器学习等算法的模式识别和预 测可以实现复杂系统的模拟和优化，辅助决策和 政策执行，特别是大规模部署的自动化管理系统 与智能监控及分析工具，可以有效促进政策执行 效率与精确度的优化提升。例如，借助实时数据 监测与分析科技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能够动态 地调整交通信号设置，极大优化交通流量并缓解 拥堵问题。融合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治理模式，不 仅削减对人力的依赖，也极大地提升了政策实施 的时效性与质量。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政府能 够精准定位问题根源、预判未来走向，并依此构建 出更具备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政策措施。这种依赖 数据的决策方式能大幅度降低决策环节中的不确 定性及主观偏误，促使政策实施更加科学合理。 另外，数据的开放透明特性增强了治理流程的可 追踪性，使得民众得以通过查看公布的资料来洞 悉政策出台的理据及其成效，进而加深了公众对 于政府的信任与拥护。

　　计算治理工具的运用推动社会关系重构。不 同于以往以政府为核心的传统治理结构，计算治 理着重于形成政府、企业界、社会团体及公众之间 的协作共生格局，增强社会参与治理的能力，实现 政府赋能与社会赋权的良性互动。在计算治理范 式中，信息技术和各类平台成为促进信息流通与 行动协同的有效工具，助力各参与方共同应对治 理领域的复杂难题。以公共安全管控为例，政府 与企业的携手合作，借力于企业的技术专长与资 源储备，能有效提升公共安全监控效能与紧急应 对速度，彰显协同治理路径在构建一个运作更流 畅、更具包容性的治理体系方面的价值。

　　（三）计算治理议题汇聚

　　数字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驱动治 理议题深刻演化。治理议题的计算转向不仅是技 术内在进步的映射，也是社会需求动态调整的体 现。[16] 在计算治理范式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治理 领域的核心议题已汇聚于三个层面：新兴技术的 规范管理、数据资源的治理框架构建以及数字空 间场域的治理策略与实践。 计算治理的正向功能与负面效应的一同显 现。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物联网等前沿科技飞 速推进的背景下，新兴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不仅 优化改进了既有治理的技术手段，同时也触发了 关于数据隐私、伦理界限、技术公正性及社会效应 等诸多讨论。为了维系技术创新步伐与社会稳定 的和谐共生，政府层面致力于构建相适应的政策 体系，旨在确保新兴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 中，不对公众的基本权益及社会秩序构成潜在的 负面干扰。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我国发 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发展“负责 任的人工智能”，并陆续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努力实现技术创 新、技术运用与安全监管的平衡优化。

　　数据治理界限构成数字政府领域的核心议 题。作为计算治理的根基，数据的安全性、个人隐 私的保护及公正利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议 题。政府部门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其内容广泛 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与多样化的公共事务及服务记 录。当前，我国在数据治理方面仍面临着使用权 责不明晰、开放共享范围界定模糊等问题。为应 对这些挑战，政府应采取立法与技术并行的策略， 强化数据管控机制，旨在消除政策执行、实际应用 及所有权归属上的障碍，确保数据利用活动既能 符合安全标准，又不失合规性。

　　社会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重塑经济模式与社 会治理架构。数字化转型过程促进了诸如电子商 务、共享经济等传统行业的技术革新，进而对劳动 力市场构成及就业模式产生影响。然而，伴随而 来的还有数字鸿沟现象的加剧，尤其是在城乡和 地区差异上形成三道数字鸿沟。促进包容性增 长，缩小此类差距成为政府与社会亟待解决的问 题。另外，数字智能技术的普及正变革公众参与 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增强信息流通的效率，但 也引发了有关信息可信度与网络空间安全的新难 题。因此，营造一个既能鼓励创新又确保社会公 正与安全的数字化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代社会治 理议题的重中之重。

　　（四）计算治理时空扩展

　　在时空向度，计算治理推动治理边界的扩展与重塑，以“绘图—渗透—洞察”的机制将知识与 权力、国家与社会、当下与未来链接起来，构建出 一套跨越时空的治理术，塑造出更富动态性与适 应性的治理场域。

　　治理时间的实时性和预见性显著增强。大数 据与实时分析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融入，促使治理 模式冲破了以往的时间局限，实现了过程监管与 决策响应的实时性。譬如，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技 术系统利用不间断的数据流，对城市交通流量、能 源消耗状况等进行即刻调控，不仅促成了治理效 能的跃升，也强化了对突发情况的应对机制。此 外，计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应用增强了预判性，通 过对海量数据的剖析与趋势预估，政府能够前瞻 性地部署策略，以规避潜在风险。时间维度上的 治理转型，赋予公共事务治理更多的主动性与高 效性。

　　数实融合的治理空间数字时代是治理场域的 鲜明特征。数实融合的治理空间超越了实体边界 的局限，将虚拟空间纳入治理的关键范畴。政府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数字化媒介，得以更深远地触 达民众，搜集并吸纳其意见与需求。譬如，通过构 建在线公共服务体系，民众能够不受时间与地点 的传统约束，随时享用政府服务。治理场域的开 拓深化与治理边界的持续延展，有效促进了政府 服务效能与覆盖面的提升，增强了治理普及度与 公正性，减少了治理的真空盲区。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治理是计算治理时空扩 展的新趋势。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与实施管理 时，必须兼顾国内利益与国际协作，反映出全球视 野的重要性。诸如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安全等跨 国界挑战，无一不凸显出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与紧 迫性。一系列计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应用催生了 计算治理，为促进全球治理跨地域合作提供强有 力的工具支持和新的治理模式选择。计算治理依 托于人机协同、跨界融合、数据的开放共创与共享 协同分析机制，可以有效增强各国协同行动的能 力，携手面对全球性问题，共谋最优化解决方案。

　　三、计算治理的优势与风险隐患

　　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范式，计算治理的现实 展开呈现出可善可恶的双重特性。计算治理的实 践优势与风险隐患内在地要求辨证施治的引导策 略，以确保计算治理的为恶规制与向善引导。

　　（一）计算治理的结果分异

　　作为一种数据密集型科学，计算治理借助先 进技术提高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广度、深度以及 规模，[17] 特别是以大型语言模型为标志的新一代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极大增强了治理效能与决 策的科学基础。[18] 计算治理通过采纳数据导向的 决策路径，使政府能够更敏捷且精确地应对社会 议题与民众诉求，促进了公共服务向个性定制与 精准投放的转型。与此同时，计算治理的开放特 性和包容机制为多方面主体搭建了共治的平台， 增加了治理流程的透明度及民间的参政力度，为 构筑一个更为开放、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奠定了 基础。

　　尽管计算治理带来诸多积极变化，但其实施 过程中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计算治理中的负面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对个人数据隐私的侵犯、算法 可能导致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因权力过度集中而引 发的治理失衡。当数据管理和技术实践欠缺透明 性和规范性时，计算治理有被某些群体用作操控 社会秩序工具的风险，此情况可能挫伤公众的信 任感与主动参与意识。受制于“技术决定论”的偏 颇式的工具理性思维，过度偏重技术手段而忽视 人性关怀及道德准则的融入，或将导致决策过程 机械化且忽视个体情感与文化多元性的需求，进 一步加剧决策的单一化与僵硬化。因此，在推行 计算治理策略的同时，务必保障社会公正与个人 权益的完整，防止技术沦为不当压制的工具。计 算治理的演进，既承载着推动社会前进的潜力，也 面临着一系列伦理与权力议题的挑战，其实际成 效将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如何巧妙驾驭这一复 杂技术的应用实践。

　　计算治理的发展是一个日益规范和完善的过 程。于实践中不断尝试并归纳经验，达成技术、社 会、伦理、效率及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才能切 实以计算治理赋能和推进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依赖技术的创新动能与社会各界的携手 合作，最大化计算治理在实践中的积极影响，同时 削弱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为构筑一个更趋公正、透明且高效的治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二）计算治理的优势呈现

　　计算治理可以充分利用前沿技术对传统治理 模式实施深层次的革新与升级。计算治理的范式 变革不止于技术层面的突破，其核心意义更多地体 现为治理理念与策略导向的根本性转变。借助计 算治理，政府部门能够以更高效、更精准且更透明 的手段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提升治理效能。

　　第一，革新施治手段：治理方式智能化。计算 治理借助以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促成治理方式的智能化 飞跃。治理方式的智能化不仅体现在对海量数据 集的高效处理与深入分析上，还表现在其自主发 现社会问题的演变模式及未来趋势的能力，为政 策制定和决策执行提供更为精细的信息支撑体 系。与过往依赖经验与有限数据的传统治理模式 相异，智能化治理机制能够汇总多源异构信息，打 破政府纵向集权与横向部门的信息的不对称和孤 岛效应困境，打破传统治理模式的静态性和僵化 性桎梏，开展全面的预测分析工作。举例来说，在 公共卫生场景下，人工智能的介入能够前瞻性地 预判疾病暴发的可能性，为决策层提前布局防控 策略提供了可能。另外，在城市运维管理中，智能 交通系统的应用依据实时流量数据优化信号灯调 控，有效缓解了城市交通堵塞现象，同步减轻了环 境污染问题。计算治理依托技术创新推动了治理 模式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见的战略转型，打破传 统治理模式的静态性路径依赖。

　　第二，降解规模焦虑：治理对象清晰化。传统 治理存在明显的学科隔离与知识孤岛，治理视野 狭窄、对象把握模糊的弊端日益积累，容易陷入治 理失灵甚至治理真空的困局。在面对大规模社会 治理的挑战时，传统治理手段常难以应对治理对 象的多样性和管理上的非精确性问题。计算治理 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将复杂的治理实体拆 解为细微且明确的模块，实现了治理结构的透明 化与精细化，“逐步实现了从粗线条清晰到细密度 清晰、从局部清晰到整体清晰、从静态清晰到动态 清晰、从低度清晰到高度清晰的持续升维，”[19] 将 各种治理要素尽收眼底。社会事实的清晰化过程 涉及对海量社会数据的深度细分及可视化展示， 使得决策者能够基于治理画像更为透彻地掌握不 同群体的独特需求与面临的困境。以信息为中心 的国家计算过程推动治理模式的精细化转型，缓 解治理规模压力下的差异性焦虑、离散型焦虑、监 控性焦虑、服务型焦虑，[20] 提升政策措施的实施效 能，显著降低资源的误投与浪费，为政府高效实现 治理愿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在环境监 控与治理中，计算治理能利用传感器网络与大规 模数据解析技术，持续监控空气品质、水质污染等 关键参数，并自主产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迅 速应对环境挑战。又如，政府机构借助大数据分 析可精确锁定贫困家庭，依据这些精准信息规划 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救助和救济策略。

　　第三，巩固社会秩序：问题防治源头化。计算 治理展现的另一显著实践价值在于其源头防控的 能力。计算治理通过运用多样化的符号或代码来 标识社会事实，对社会运行数据的持续监控与深 入分析，动态展现人、财、物、事与数据之间的映射 关系，依据治理任务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选择 和整合不同的参数和指标，解析治理要素与社会 事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改进测量和运算社会事实 的能力，在问题初露端倪时即识别并触发预警，进 而实现在问题早期阶段的预防与管控。基于清晰 刻画和摆布社会事实的前瞻性干预策略有效降低 社会矛盾爆发概率，对维系社会稳定及秩序起到 积极作用。举例而言，政府部门可借助对社交媒 体趋势、新闻报道及公众情绪波动的监控，预先识 别那些可能触发社会不满的要素，并采取预设措 施以阻断问题的恶化路径。通过构建源头治理的 预防预见性治理系统，计算治理使政府能更为主 动地驾驭社会风险领域，转化以往被动应对危机 的模式，实现从被动的粗糙摆平到主动的精致治 理升级进阶。

　　第四，规范公权行使：权力监督透明化。在用 制度打造权力铁笼的基础上，计算治理将权力锁 进数据铁笼，在增强权力监督及透明度维度上，计 算治理通过数据铁笼压缩和规范自由裁量权，克 服行政权力在“人治”中的泛化和任意化，成为促 使行政权力走向法治化的催化剂，以“人在干，云在算，天在看”[21] 推进治理理念和方法的深刻变 革。通过构建在线监督系统与信息公开机制，计 算治理极大地促进了政府权力运行的透明化，确 保公共权力在更加规范及透明的环境中运行，做 到权为民所用。相比之下，传统的公共权力行使 模式常常因透明度缺失而易于引发权力滥用与腐 败问题。而计算治理则借助开放的数字化平台， 利用高级算法优化权力行使方式，缩减非必要的 介入及损耗，使民众能够更加高效地接入政府决 策进程与执行细节，打破决策“黑箱”和权力运作 封闭困境，提升治理的效能与成果。例如，融入区 块链技术，可实现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端到端追溯， 保证每一项资金流动完全透明。此类机制不仅巩 固了政府的信誉基础，也深化了公民参与公共事 务的意识与监督效能。

　　第五，促进多元参与：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 的成功需要民主价值作为支撑，以民主理念嵌入 和推进治理内涵、目标、主体、程序、机制、价值等 的民主化，实现民主与治理互相吸纳、有机融合是 当代民主治理的必然趋势。借助网络平台与社交 媒体等手段，计算治理打破公众参与治理活动的 壁垒，强化人民当家作主功能，实现治理智慧的持 续吸纳与汇聚统合，为治理生态的民主化发展铺 设了道路。开放且具包容性的计算治理架构有利 于搜集多元见解及对策，汇集人民群众的治理智 慧与力量，增强治理的全面性和智慧性。与过去 公众参与因时空限制而在传统治理模式中受限的 情形不同，计算治理经由数字化平台打破多元治 理主体参与时空、参与规模、参与渠道的限制和阻 碍，提升嵌入治理的真实性、参与范围的覆盖性和 参与过程的持续性。举例来说，透过“网络留言 板”与数字政务服务系统，民众能够无时无刻不受 地域约束地介入政府政策拟定及公共事务的治理 过程，民主地表达治理建议并对决策提出建设性 意见，驱动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

　　第六，提升敏捷程度：治理体系韧性化。治理 韧性是治理体系在尺度限定下动态调适而与变动 情境适配的有效性体现。面对社会环境的日趋复 杂与突发事件的频发，计算治理为公共事务治理 的信息化实践进行清晰画像和精细扫描，实现治 理流程的精密调控，推动治理体制机制向具备更 高韧性和快捷响应方向发展。相比之下，传统的 治理模式在直面紧急情况时，常显现出被动应对、 反应迟缓及信息传递滞后的问题。而计算治理通 过实施数据实时解析与智能化决策系统敏捷响 应，即时调整政策导向，优化资源调度配置效率， 将利益相关者联结和组合为治理共同体，在技术 与组织、制度的互构中彰显出更强的灵活性与环 境适应性。以自然灾害治理场景为例，计算治理 能够依托于实时的灾情监测系统，灵活变动救援 策略，实现救援物资与人力的最优配置，缓解灾害 恐慌及救灾压力，从而有效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 效应。计算治理的运用和扩散强化政府对抗不确 定性和复杂情境的能力，不仅增强了治理的效率， 也保证了政策措施的时效性与精确执行，不断提 升社会治理体系的韧性与应变水平。

　　（三）计算治理的风险隐患

　　计算治理展开过程中亦伴随着若干潜在风险 与挑战。这些风险与挑战可能侵蚀治理的合法性 根基，对社会公正及公民权益造成长远且深刻的 不良影响。鉴于计算治理的持续演进，对其风险 隐患给予充分重视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一，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缺乏可靠保障。计 算治理依托于海量数据的汇集与剖析，涵盖众多 个人信息。由于规制措施的滞后性，被数字化所 中介的一切要素逐渐模糊私域与公域的界限，数 字智能技术的广泛渗透及其无微不至记录，使私 域边界不断坍缩，人们面临“数字裸奔”的危险，一 切行为活动如同被置于“超级全景监狱”之中，宰 制与依赖成为常态。数据的安全性往往得不到足 够的保障，导致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数据泄 露不仅会暴露隐私，还可能招致更深层次的后果， 诸如身份信息被盗及经济利益受损。尤其在监管 乏力与防护体系缺失的情境下，敏感资料遭误用 的风险急剧上升。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用户数 据在未经正当授权的情况下被频繁利用，沦为政 治动员或市场推广的媒介。这种行径无疑侵犯了 用户的隐私权益，并有可能操控公众舆论，干扰正 常的民主运行机制。上述数据泄露案例凸显了计 算治理在维护数据安全层面的不足之处，强调我们在受益于科技便捷之时，亟须巩固数据安全保 障的篱笆。

　　第二，数字鸿沟：社会平等面临失衡困境。“数 字鸿沟是指由于生理、贫困、地理、生活方式等差 异导致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鸿沟及其引致的 知识上的鸿沟，接入沟是第一道数字鸿沟，使用沟 是第二道数字鸿沟，知识沟则是第三道数字鸿 沟。”[22] 计算治理的普及揭示了城乡之间、地域之 间与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状态，不仅反映在技术获 取能力的差异上，也体现在享用公共服务机会的 悬殊之中。计算治理技术应用的不均衡发展加剧 了数字鸿沟的现状，导致信息富足群体与匮乏群 体间的裂痕进一步拉大。具体而言，因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农村及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居民难以获 得等同于城市区域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体验。同 时，老年群体、低收入阶层及教育背景较弱的个 体，常因缺失必需的数字技能而无法受益于计算 治理的积极影响。社会公平性的倾斜不仅可能催 化社会分裂，还可能触发不满情绪的蔓延及社会 信任度的下降。因此，在推动计算治理的进程中， 缩减数字鸿沟、保障各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成为 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

　　第三，算法歧视：算法异化破坏治理生态。算 法是进行计算、解决问题、作出决定的一套有条理 的步骤，分为人为设计的算法和机器学习的算法， 而两种算法之中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掺杂着 偏见和歧视。计算治理广泛应用正在并可能持续 滋生算法歧视现象，算法歧视问题根源于训练数 据中的既往偏见因素，或是算法开发者在设计过 程中的主观偏颇。举例来说，某招聘系统的算法 可能受历史招聘模式的影响，对女性应聘者形成 性别偏见，更倾向于推送男性应聘者；在信贷审批 场景下，算法可能由于历史数据中蕴含的种族偏 见，而对特定族群的贷款请求给予不利评判。算 法歧视不仅侵蚀了社会公正的基石，还可能进一 步扩大社会不平等的鸿沟。算法运行的“黑箱”特 性及其难以解释的本质，使得算法歧视问题变得 复杂且难以察觉，因此，在算法的设计与部署阶 段，必须审慎审视并防范潜在的偏见与歧视风险。

　　第四，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加剧认知受缚。在 计算治理中，信息推荐系统的运作机理建基于用户 过往的行为模式及偏好信息之上，此虽有利于增强 用户体验的个性化，但亦不免促成信息茧房现象的 形成。所谓信息茧房，描述的是个体接收到的信息 类型局限于与其既定观念相符的范畴内，逐渐构筑 起一个排外的认知边界，压制了信息的丰富多样 性。信息茧房现象在社交媒介平台表现得非常显 著，在一些社交媒体运用过程中用户往往被推送与 自身立场相契合的内容，这可能在无形中加剧社会 群体间的断裂与极端化倾向。举例来说，持有相异 政治见解的群体，因各自困于信息茧房之中，愈发 难以达成相互理解和沟通，甚或引发对立情绪。信 息茧房的过滤气泡效应不单限制了个体的认知广 度，还可能威胁到社会共识的基础，消减社会整体 的聚合力量。因此，开发更加包容及多样的信息推 荐机制，以破除信息茧房的桎梏，以视域重叠和无 偏推送增进社会共识，成为计算治理领域内一项迫 切且至关重要的任务。

　　第五，决策专断：技治主义导向盲目自负。计 算治理可能导致技治主义倾向，即在决策过程中 过度依赖技术模型和数据分析，而忽视人的主观 判断和社会文化背景。技治主义倾向的本质是一 种盲目的自信，是一种片面的自信心态，其中决策 者或会误以为技术足以应对所有挑战，却忽略了 技术界限之外繁复的社会实况。技治主义本质上 是精英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与现代民主治理 多元共治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举例来说，在规 划公共政策时，若过度偏重数据分析，可能导致忽 略民众的真实需求与情感反应，进而使政策举措 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脱轨，悬浮于生活之上，缺乏可 操作性。技治主义导向下自负武断的决策模式， 不仅有碍治理成效的提升，还可能触发公众的不 满情绪乃至反抗行动，产生“建议专家不要建议” 的“专家—公众”对立现象。鉴于此，在计算治理 实践中，维持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均衡状 态，防止滑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成为了实现高效 治理的必要条件。

　　第六，技术失灵：形式主义造成治理悬浮。发 展阶段限制和形式主义困扰，计算治理领域存在 技术体系设计与政策实施的缺陷，可能导致技术失灵。治理失灵不仅源自技术固有的限制，还反 映在过度依赖技术形式而非实质成效的治理趋势 中，致使治理策略与现实问题脱节、技术更新与治 理制度程序脱节，计算治理悬浮脱嵌于治理主体、 生活场域与民众诉求。例如，在某些推进数字政 务计划的地区，政府或许会投入大量资源构建复 杂的线上服务系统，旨在增进行政效能与服务品 质。然而，在特定情境下，用户界面的复杂性及操 作程序的烦琐，可能成为普通市民有效利用这些平 台的障碍，导致项目未能切实惠及民众，反而加大 了他们获取服务的难度。好看不实的技术平台和 运用程序既没有给公众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也没 有带来深层次的改革和转型，反而浪费大量财政资 金，造成治理的低效化，滋生数字形式主义。技术 失效与形式主义技术观的恶性循环，或将进一步侵 蚀公众对于计算治理的信任基础，加剧治理低效状 态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蔓延，阻碍计算治理的长效可 持续发展。

　　四、计算治理的向善规制逻辑

　　实现计算治理的“向善引导”，规避其“为恶利 用”的风险，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落实以 人民为中心的计算治理理念，在党政部门统筹下 健全完善计算治理的风险防治体系，提升社会公 众技术素养与民主治理能力，以“法德合治”培育 发展良性向善的人机共治生态，共同构成计算治 理向上发展的逻辑理路。

　　第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计算 治理理念。人民既是计算治理模式的设计者、渠 道的开拓者、手段的创新者，亦是计算治理权利的 享受者、过程的实践者、绩效的受益者。计算治理 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 理观，确保科技进步切实增进广大民众的根本福 祉。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要求在算法设计 与政策拟定时，深入洞察民众需求，兼顾个体差异 性，消除技术决策中的偏颇与歧视问题。在公共 服务领域的计算治理实践框架内，政府机构有责 任构建广泛的社群咨询与反馈体系，保障公民在 计算治理的各个阶段都能拥有充分的表达平台与 参与机会。以人民为中心的计算治理理念要求增 强治理流程的包容性和透明性，有效防范因技术 抉择失当而触发的社会不满与冲突。遵循以人为 本的计算治理哲学，技术部署将更紧密贴合民众 的真实需求，促进技术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和谐 共生。

　　第二，在党政部门统筹下健全完善计算治理 的风险防治体系。在计算治理推进过程中，党政 机关应当积极履行引导与监管的职责，保障技术 运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国家战略导向。 作为治理机制中的重要主体，党政机关不仅需要 拟定并执行相关政策措施，还需全周期监督计算 治理流程，以防范技术误用可能对社会造成的负 面效应。可由政府建立专业监管机构，系统性地 评审计算治理实施成效，并对新出现的风险进行 预警与管理。政策起草初期，应当广开言路，吸纳 来自社会各界的反馈，确保计算治理的方针与国 家宏观发展蓝图紧密衔接。同时，将计算治理的 风险防控体系渗透至技术实施的各个阶段，囊括 数据的采集、保存、处理及分析等关键环节，对计 算治理每一环节执行详尽的风险评估及管控措 施。以数据管理为例，应增强数据保护手段，确保 个人资料免遭误用或外泄；在算法管理层面，保证 算法的透明度及可解释性至关重要，以便社会各界 与监管单位能实施有效监督。此外，政府应建立计 算治理的紧急应对机制，一旦面临风险事件，能够 即刻启动并采取有效行动，防止事态恶化。党政部 门领导下的风险防控体系的优化和完善，可以有效 缩减计算治理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升治理的总 体效能。

　　第三，持续提升社会公众技术素养与民主治 理能力。民众在计算治理领域的知识水平与民主 参与力度，构成了该领域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石。 教 育 体 系 应 当 强 化 科 学 、技 术 、工 程 及 数 学 （STEM）教育的普及，旨在提升公众的计算逻辑思 维与批判性思维技巧，使之能更深层次地领悟计 算治理的技术根基，并敏锐地辨识相关风险。唯 有当民众掌握了充分的技术知识，方能在计算治 理进程中扮演积极的监督角色。另外，政府需借 助多元化渠道增进公众的技术教育普及与认知， 提升社会公众对于计算治理的参与意愿与能力。 具体措施可涵盖组织公开演讲、科普公益活动及线上课程等形式，旨在扩大民众对计算治理基本 理论与实际应用的认知范畴，并激励其在重要决 策节点发声献策。

　　第四，以“法德合治”培育发展良性向善的人机 共治生态。在计算领域的治理实践中，法律规范与 道德培育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治与德治相融合” 的系统化治理策略。“法德合治”强调从立法层面 明晰计算治理的规范架构，并着重提升行业内的 职业道德教育力度，旨在塑造治理主体的责任意 识及自我管理能力。具体而言，对于算法的开发 者与应用者，应重视增强其社会责任认知及伦理 担当，确保技术的构思与执行过程能充分考量其 潜在的社会效应。通过法制规范与道德引导的双 重机制，能有效抑制计算治理中技术误用与伦理 困境的发生，保障技术演进的轨迹固守于法律与 伦理的双重轨道之内。与此同时，需要明确计算 治理的理想终态旨在构建一个健全且正向的人机 协同治理体系。在人机协同治理体系内，人工智能 与其他技术手段应扮演治理辅助的角色，而决策者 必须持续保有重大决策的掌控权。人机协同模式 强调利用人工智能的辅助潜能，以强化决策者的治 理效能，而非削弱人的判断力或道德职责。比如， 在复杂的社会治理情境下，人工智能能够提供数据 解析和策略提议，但拍板定案的权力理应归属决策 者。这样的协同生态系统既能最大化技术的正面 效用，又能保障技术实践与社会伦理及价值取向相 契合。

　　计算治理的成效不仅源自技术进步的单一维 度，更多依赖于科学性、理性的方法及审慎的态度， 将技术与社会体系有机融合，共同筑建一个彰显公 正、增强透明度及提升效率的治理架构。采取辨证 施治的策略，旨在让计算治理成为驱动人类社会福 祉增长的积极力量。

　　五、结语：以计算治理赋能治理现代化

　　随着全球范围内数智化趋势不断推进，中国正 处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历史 阶段。计算治理作为一种新颖治理理念，为国家和 社会治理的革新与升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顺利推进计算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进程中，要持续推动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的深度融合。首先，必须强化计算治理的基础理论 研究，揭示其内在机理与特性，为实际应用构建坚 实的理论支撑体系。其次，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模 式创新在计算治理领域的实施，充分利用数据资 源、优化算法设计、搭建高效平台，以期实现治理的 智慧升级与精确调控。再次，注重计算治理伦理建 设，平衡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效率追求与公平正 义、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确保计算治 理路径的稳健与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为计算治理奠定了 稳固的基础并提供有力的保障。[23] 党的领导统筹 可以有效指引计算治理的前进道路，保证技术实践 自始至终与国家治理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保持协同。当然，技术发展并不能自发解决社会现 存问题，其正确路径应当是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运 作，并融合法律约束与道德自律的双重要求，确保 技术进步不仅符合法治原则，还体现出高度的伦理 责任感。借助计算治理推动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核心在于实现技术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最优平 衡，确保治理现代化的成果广泛惠及全体民众，实 现深层次的治理转型，以智慧且安全的计算治理实 践构建治理领域的崭新标杆，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治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