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济投稿论文格式参考:金融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金融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数字化转型

作者：孙兴昌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亦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应然之举。 甚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梳理金 融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并以 2013—2023 年期间我国（未含港澳台）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通 过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金融新质生产力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且该效应呈现“数字基础建设发达地区﹥数字基础建设落后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较低地区” 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数实融合在金融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 现代化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的单门槛效应。 故而，建议以“新”致远，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数”强“实”，加速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多点施力，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以期最大化释放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红 利效应。

　　一、引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迫切需要。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中反复提及“中国式现代化”，并聚焦其发展路径指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彰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跃上了新台阶。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受制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改变，我国仍存在经济发展源动力稍显不足的桎梏，加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依旧存在，致使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1]值此背景下，如何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擘画中国式现代 化宏伟蓝图的重要一笔。

　　作为新质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金融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兼具 金融属性与新质生产力特征，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所显现的一种崭新的生产力质态。 《决定》提出“健全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不仅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深化了新质生产力与中国 式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性。 理论而言，金融新质生产力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能够精准评估企业的行业特点、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等基本情况，并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的金融 服务，从而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金融风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保障。 不仅如此，金融新质生产力 可依托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通过助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实融合，催生新产品、新服务、 新业态与新模式，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中国式现代化。 由此可见，金融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与中 国式现代化存在重要逻辑关联性，明晰三者间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系统性分析金融新质 生产力、数实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性，并探究数实融合在金融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中发挥 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丰富金融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而且可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现阶段，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国情、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所做出的必 然抉择，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正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重塑全球现代化版图。 [2]从内涵上，人口 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3]，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6]，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遵循[7]。 从现实意义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 都具有重要意义。 [8]

　　第二，关于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学术界内对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相对有限。 仅有陆岷峰（2024）[9] 聚焦于金融新质生产力与金融高质量发展关系，认为金融新质生产力可推动传统金融产业迭代升级，从而全 面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 相应地，金融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关系的研究也稍显薄弱。 多数学者围 绕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探索：宏观层面，赵春玲（2024）[10]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出发点，指出新 质生产力作为传统生产力的跃迁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稳定器”与“动力源”作用。 微观层面，冯 学刚和李志远（2024）[11]认为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内涵上的一致性，二者间互利互促、协同发 力，可切实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第三，关于数实融合的研究。 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进程，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应有之义， 也是建立新发展格局的一条“康庄大道”，亦是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12]张明哲等（2024）[13]认为，数实融合的核心在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将数字经济的优势与传统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实 现高效、智能、可持续的发展。 此外，还有学者证实数实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关联性，即数实融合可打 造全新的经济增长极[14]，并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15]，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质效。

　　综上，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既有研究大多聚焦 于单主体研究，对变量间两两关系内在机制方面探究较浅，且涉及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将金融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三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从实 证层面探究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效应，以期填补实证方向研究不足之处。 其二，多维度构 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从定量研究视角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其三，鉴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 与文化发展水平大不相同，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力度也存在差异，故进一步从信息 基础建设与产业结构角度探究异质性特征，旨在拓宽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为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提升作出有益 贡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

　　金融新质生产力依托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及其绿色属性，可较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 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以加快经济现代化为前提，抓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通过积极转变增 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打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根基。 从经济增长角度，金融新质生 产力以金融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高速发展势必提升金融领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而 助力经济效率持续增长，以此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从经济安全角度，金融新质生产力依托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可通过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与管理，大大提高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精准度与效率， 在现代化进程中为经济主体提供更加安全、稳健的金融服务，确保经济安全稳定发展，进一步为中国式现代 化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2.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金融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一种新兴形态，具有金融资源要素创新性配置功能，可通 过引导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投入转变，带动循环利用、绿色能源、生态修复等绿色低碳技术 发展，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模式转变，以此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可持续路径发展。 同时，金融新质生产力可通过引导资源要素精准分流，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资源的过度 开发与粗放利用，从而提高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边际产出，为绿色金融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创造有利的市场 环境，从而更好满足企业在技术研发、项目建设和运营中的多元化需求，进一步拓宽中国式现代化以应对环 境挑战、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性边界。

　　3.提升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第一，金融新质生产力可借助数字技术与其金融属性，构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从而为文化产业提供风 险投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帮助文化企业解决文化产品研发生产时资金短缺问题。 如 此可激发文化产业创新活力，促进文化产品多元化、个性化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最终促进 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化建设。 第二，随着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消费信贷、分期付款等数字金融支付 手段得到广泛应用，从而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便捷的文化消费体验。 第三，受益于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与 融资支持，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一些在线阅读、网络视频等文化平台得以较好地建设与 发展，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进而实现精神文明现代化开辟新路径。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金融新质生产力可有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间接影响

　　数实融合本质上是应用新一代数字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 [16]在第四次科 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机遇中，金融新质生产力更具融合性，可推动传统产业摆脱高能耗的传统经济增长路 径，实现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数实融 合，为达成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动能。 金融新质生产力可依托颠覆式创新技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以创 造新业态、新模式为契机，实现就业岗位提质扩容，通过最大化释放人口红利效应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具体而言，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金融新质生产力凭借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大 规模应用，逐渐削弱并替代旧有科学技术范式，推动实体经济向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改造升级，进而推动 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模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倾斜，以加速实体经济数字化迭代升级、助力数实融合。 也就是 说，数实融合可引导实体产业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换，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并通过加 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扎实产业基础。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金融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数实融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金融新质生产力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理图，如图 1 所示。

　　（一）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中国式现代化（Csm） 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特征的深度解读，并参照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思路[17-18]，将其划 分为人口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精神文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与和谐发展现代化五个层面，构建中国式现 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进一步，为尽可能避免指标离散程度过大而导致赋权结果不合理问 题，利用熵权-TOPSIS 法测度中国式现代化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金融新质生产力（Fnqp） 作为生产力在金融领域的高阶形态，金融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金融服务并推动金融领域创新发展，是具 有创新和质优发展特点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据此，梳理相关文献[19-20]，将金融新质生产力分解为金融新质劳 动者、金融新质劳动对象与金融新质劳动资料三个子集，构建如表 2 所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 熵权法测度金融新质生产力各指标权重。

　　3.中介变量：数实融合（Fdr） 数实融合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故将其分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两个子维度，并采用学术界较为常用的耦合度协调模型[21]量化数实融合发展水平。 关于数字经济子系统水平测度，借鉴郭晗和全勤慧（2022）[22]的 研究思路，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基础三个角度切入，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 关于实体经济子系统水平测度，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并借鉴既有研究对实 体经济的衡量方式[23-24]，从不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构建实体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4）。 对于子系统各 项指标，利用熵权法测算，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指数进行中心化处理，以规避共线性问题。

　　4.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因素，以确保估计结果具备准确性，引入如下控制变量：（1）政府干 预程度（Gov），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与总支出的比值衡量；（2）科技创新水平（Ti），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表征；（3）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比值测算；（4）人口增速（Popg），使用人口自然增长率度量。

　　（二）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前文理论分析提及，金融新质生产力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因此，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以探究 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

　　上式中：i 与 t 分别表示地区与时间；被解释变量 Csmit 指代 i 地区 t 时间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核心 解释变量 Fnqpit 为 i 地区 t 时间的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α0 为常数项；α1、α2 是实证分析中主要关注的待 估系数，α1 显著为正，则说明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推动作用，反之则抑制；Xit 表示控制变量；μi 和 vt 指代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 则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前文理论分析显示，金融新质生产力可能通过数实融合提高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为检验该效应是否存在， 本文沿袭江艇（2022）[25]的检验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式（2）中：Fdrit 为中介变量数实融合，δ0 指代常数项，δ1 与 δ2 表征检验中需求取的待估系数，其余变量与 式（1）相同。

　　3.门槛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检验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参考 Hansen（1999）[26]的研究 方式，以金融新质生产力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上式中：Fnqpit×为门槛变量金融新质生产力；I（·）代表示性函数，满足条件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λ 指 代门槛估计值；其余变量与式（1）相同。

　　（三）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和科学性原则，选择 2013—2023 年期间中国（未含港澳台）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 研究样本。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万得（Wind）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以及各 地区统计年鉴。 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源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 同时，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指标中缺失的数据，最终获得 3058 个研究样本。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检验

　　根据 Hausman 检验可知，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表 5 列 （1）为仅控制固定效应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在控制地区、时间固定效应前提下，引入所有控 制变量。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不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金融新质生产力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1%显著 性检验，说明金融新质生产力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与假设 1 相符。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尽可能克服反向因果问题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参考既有研究选取工具变量的经验[27]，以各省份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宽带用户数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IV），展开两阶段回归。 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固定电话的普及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互联网 发展，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地区其互联网普及率以及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可能较高，因此该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固定电话数量与增量直线下降，对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影响微乎其微，满足外生性原则。 结合表 6 列（1）与列（2）回归结果，发现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后，金融新质生产力依旧可显著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证实基准回归结论稳健可靠。

　　2.稳健性检验

　　（1）剔除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大直辖市相较于一般省份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与经济政治优 势，其金融新质生产力水平可能远高于其他区域，故将其从研究样本中剔除，以确保研究精度。（2）缩尾处理。 为避免变量数据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偏误，对所有连续变量数据进行 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算方式。 以科技资本市场融资额和财政科技支出额的加总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 变量替换前文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方式。 （4）替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式。 考虑到测算方式的差异性可能导 致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中国式现代化指数。 观察表 6 列（3）—（6）结果可知，金 融新质生产力估计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异，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稳健。

　　（三）异质性检验

　　1.信息基础异质性

　　为检验在不同信息基础设施地区，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借鉴韩国高 等（2022）[28]研究思路，以样本所在城市信息基础建设指数的中位数为基准，将高于等于中位数的城市划分为 信息基础建设发达地区，低于中位数的城市归于信息基础建设落后地区。其中信息基础建设指数采用样本基 期省份“互联网端口接入数”度量，结果如表 7 列（1）、列（2）所示。可以看出，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影响效应存在信息基础建设发达地区强于信息基础建设落后地区的异质性特征。

　　2.产业结构异质性

　　参考干春晖等（2011）[29]做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并以中位数为界，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地区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地区两组并重新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可见，金融新质生产力可正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但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地区”特征。

　　（四）中介效应检验

　　前文已经证实金融新质生产力可提高中国式现代化水平， 但二者间存在何种机制尚停留于理论逻辑层 面。 为探究数实融合在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中是否扮演中介效应角色，根据式（2）对数实 融合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表 8 数据显示，金融新质生产力可对数实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此外，有研究表明数实 融合可凭借数据要素较好赋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助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以此为社会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创造效应，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根基。 [30]至此，假设 2 得以验证。

　　鉴于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趋势， 即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阈值，在超过阈值后可能会发生改变。 对此，将金融新质生产力设为门槛变量展开 门槛存在性检验，使用 Bootstrap 抽样 500 次得到如表 9 所示的门槛估计值。 可以看出，金融新质生产力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单门槛检验，门槛值为 0.417 且双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表明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 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存在单门槛效应。

　　在确定单一门槛值的基础上，表 10 列示了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数据 显示，当金融新质生产力水平处于门槛值之下时，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仅通过 10% 水平显著性检验；在跨过门槛值后，金融新质生产力的估计系数骤升至 1.493 并通过 1%水平显著性检验。 由 此观之，随着金融新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直至越过阈值后，可最大化发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效力。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未含港澳台）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将研究跨度设为 2013—2023 年，重点关注 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关系与驱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 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信息基础建设发达地区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地区，金融新质生产力更能 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存在“金融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传导路径。金融新质生产力对 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表现为随着金融新质生产力水平越过阈值门槛并不 断提升，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加凸显。

　　（二）政策建议

　　为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致远，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一方面，政府部门需统筹兼顾，制定前瞻性、补贴性的金融科技创新政策，引导并激励科研部门与金融机 构加大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创新成果快速应用，以此突破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关”，更好赋能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积极响应市场需求侧，开发更能迎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智能化 与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助力金融新质生产力持续“上新”，进一步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2.以“数”强“实”，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政府部门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将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扩大数字技 术对提升传统产业的应用面，以此强化数实融合在金融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机制作用。与此同 时，需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促进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为金融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实融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可能。

　　3.多点施力，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

　　信息基础建设发达、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地区，在继续巩固优势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应充分发挥 其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强带弱”的发展模式，从而促进金融新质生产力区域协同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增 添助益。而针对信息基础建设落后地区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程度较低地区，地方部门需加强信息基础建设 方向财政支持，并结合本土发展实情将资源要素精准投入发展短板区域，积极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与经 验，快速形成“后发优势”，从而提升金融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