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投稿论文格式参考:西方生态思潮的超越与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建构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生态思潮;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作者：王雨辰;黄俊溶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要]随着对西方生态思潮缺陷的认识，我国学术界提出了摆脱生态文明的西方霸权话语、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任务。西方生态思潮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其共同缺陷是秉承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否定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环境权和发展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超越西方生态思潮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化的结果。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目的和任务，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建构应当在超越西方生态思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生态文明话语的争论，既具有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的发展观功能，又具有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和共同发展的境界论功能。

　　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偏重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等生态学科群的引进与评介，彼时的理论在思维方式、术语和理论内容上与西方生态思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随着对西方生态思潮在理论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展开，我国学术界开始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构建自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形成了多种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存的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由此，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特别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结合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话语的争论，肩负起超越西方生态思潮、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任务。

　　一、西方生态思潮在理论和价值立场层面的缺陷

　　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叠加“二战”后的“增长热”，催生出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二者虽然在理论基础、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把握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论和严重分歧，但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方面，二者都认识到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二者也面临着共同的理论缺陷。

　　生态危机表征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危机与中断，要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应当考察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中断的。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利用和改造自然，并由此形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同时，二者又以实践为基础，形成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为“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有机统一。因此，不仅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也是自然的历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共同发展构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且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虽然以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反映的却是人与人在生态利益关系上的危机。生态危机的本质决定了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从分析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解决生态危机，就是要实 现“两个和解”，即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西方生态思潮由于其理论基础的缺陷，抛开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仅仅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即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秉承的是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其中，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是由生态科学整体性规律所形成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其特点是既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共生关系，又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呈现为一种有着抽象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这一理论基础固然使得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要求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它不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而是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要求树立“ 自然价值论”和“ 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拒斥技术进步，主张稳态经济或经济零增长；另一方面，它把自然的利益和权利凌驾于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之上，以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代价来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则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之所以说它是生态思潮，是因为它认识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要求人类承担起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潮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不赞同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视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就是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践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与之展开激烈的争论；强调人口爆炸、现代技术的内在缺陷和自然资源的免费使用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只需要将那种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指向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开明”“弱式”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通过研发更好的技术和推进自然资源市场化，就能够解决生态危机并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都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探讨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完全忽视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二者秉承的都是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西方生态思潮不仅秉承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坚持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西方生态思潮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借口维系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与和谐，鼓吹反对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激进环保运动，否定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希望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权利和愿望。其根源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和生存的问题已经得到较大程度的解决，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由此，它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对维系其既有生活质量的威胁，这实际上否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则要求所有人承受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并承担保护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但它并不是要保护生态系统本身，而是要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以确保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而非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追求，秉承的是资本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

　　总而言之，一方面，引进西方生态思潮的确催

　　生了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其对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观的探索，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西方生态思潮在理论上和价值立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超越西方生态思潮，建构既能够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又能够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设定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二、“两个结合”是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方法论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 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取得成功的科学方法论。把这一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既要求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

　　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维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西方生态思潮的目标和任务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为了维护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的既有生活质量，否定发展的必要性，并倡导亲近自然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虽然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但其目的并不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思潮虽然都否定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以追求西方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但是它们在如何看待技术理性和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差别。具体而言，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主张，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和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它强调，只有把权利义务关系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实现生态正义，拒斥技术创新，实现稳态经济和经济零增长，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维系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与和谐。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则在反思和修正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坚持将权利义务关系限定在人与人之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出发，要求人们承担起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并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在反对技术理性过度膨胀的同时，完全脱离技术理性，抽象地强调价值理性，进而否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同时，为了反对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它坚持“ 地球优先性”原则，以生态正义为基础，把人类看作是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以贬损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的方式，把自然的利益和权利凌驾于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之上，实际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文明。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虽然肯定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立场，但这一切都是要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在资本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这必然会导致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最终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依照这种观点，所谓的生态文明建设无非是旨在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其所追求的“绿色增长”也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与特色而提出的，与西方生态思潮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奋斗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虽然带来了发展速度的提升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但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制约使得这种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和难以持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低下的发展质量，其生产的产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矛盾。维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一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实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与西方生态思潮忽视和否定人民群众的发展权与生态权益不同，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和任务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内蕴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并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并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①规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

　　第二，把发展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使得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在“要不要发展”和“发展的目的”等问题上与西方生态思潮区分开来。在“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上，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把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要求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看作是对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有生活质量的威胁，由此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否定其发展的必要性；在“ 发展的目的”的问题上，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并未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定位于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又能够实现辩证统一关系的同时，反复强调离开经济增长谈论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注定是要落空的。对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其根源不在于发展本身，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根子在粗放型增长方式。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不仅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影响长远发展”②。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过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为基础，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为指导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①。这就要求我们摒弃那种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的唯GDP 发展观，应当认识到只有保护好了生态环境，才能发挥生态资源的优势，使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保证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在“发展的目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提出了“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论的命题，而且强调“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②，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

　　第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通过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因此，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反对西方生态思潮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与发展权。西方现代化是通过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对外实行殖民侵略，掠夺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与发展权实现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③，并指出“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鼓吹普世价值论，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普遍化和唯一化，把不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文明看作文明的异端，横加干涉和指责，甚至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推卸自身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以及其掌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既把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又刻意压低自然资源产品的价格，抬高工业产品的价格，以此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针对上述现实，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鉴，倡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抗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强调决不能“ 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⑤。这实际上指明了捍卫中国的环境权与发展权的任务。

　　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的维度看，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厚德载物、民胞物与、尊道贵德、泛爱万物、持中贵和、勤俭节约等观念，强调树立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坚持万物平等和持中贵和的文化价值观，并把上述观念转化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以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虽然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及其外化的环境管理制度至今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其一，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是消极意义上的、人类屈从于自然的和谐共生，难以适应解决现代生态 危机的需要；其二，从文明形态上看，中华传统生 态智慧指向的是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前现代文明，其主要还是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经验总结，而生态文明则是经主客体充分分化之后，再回归到主客体内在统一的后现代文明。因此，如何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现代转化，赋予其明晰的概念表达和科学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有机结合，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观两个维度上。在生态本体论的维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 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 “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的概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在生态价值观的维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持中贵和的文化价值观改造为以环境正义为取向的生态价值观。

　　总的来看，超越西方生态思潮是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前提，坚持“两个结合”是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方法论。

　　三、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既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立足当代，挖掘历史，借鉴中外文明的积极成果，又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① 。这实际上为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提出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最新发展阶段，又是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南。资本主义制度本性上的反生态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无论是生态中心论还是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既不能正确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无法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和正确解答发展的目的所在。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自然的利益和权利置于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之上，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这种脱离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谈生态文明的做法必然流于空谈，最终引发抵制发展的激进环保运动。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虽然肯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却误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个体资本的有计划性和总体资本无计划性的矛盾，再加上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使得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无法保证生态治理的效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人民情怀和人类情怀相统一的特征，而且辩证处理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其人民情怀主要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其人类情怀主要体现为关注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以及建设美丽清洁世界的奋斗目标。在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脱离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确认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间的辩证关系；又强调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指出“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②。

　　第二，摆脱西方生态思潮的思维方式与概念的束缚，提炼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 过实现术语革命，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长期以来，受西方生态思潮的束缚，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充斥着西方生态思潮中诸如“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控制自然”“生物圈平等主义”“宇宙大我”等术语和命题，无法有效地表述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特有内涵与价值取向。提炼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术语革命，是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应有途径。针对术语革命在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并认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同正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彻底变革不仅体现在其理论内容和价值取向的独特性上，而且也体现在其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术语和概念范畴体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原创性的生态文明的新术语，并进一步提出了“ 生命共 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原创性的概念，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又强调人类只有在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才能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 新质生产力”理论、“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论、自然资源既是生态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的生态财富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建设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命题，这些术语和命题的提出既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思潮的超越，也是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基础。

　　第三，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必须结合当代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争论和斗争，既要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又要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既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又包含着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是一个包括文化维度、经济维度、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当代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而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间存在着激烈斗争。这种斗争既关涉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议题和规则的制定，又关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争夺。这就决定了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结合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争论和斗争，其核心是突破生态文明研究和建设中的西方霸权话语。尽管西方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并不显著，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推卸其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利用所掌握的大众媒体，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横加指责，否定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甚至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为自身的既得利益作辩护。这就要求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环境权和发展权。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要求尊重民族国家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同时，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包括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在内的“ 三大全球倡议”。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既具备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发展观功能，又具有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境界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