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投稿论文格式参考:论数字经济与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创新

关键词：数字经济;资源空间配置理论;理论创新

作者：钟昌标

作者单位：广州商学院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势必会掀起又一轮经济理论革命,这为我们带来 了难得的理论创新机会。 相较于数字技术在应用领域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层面的 研究相对滞后。 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可谓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从古典农业孤立国 理论、工业区位论以来一直在指导和解释农业、工业的布局实践,但直到克鲁格曼把 地理区位模型化,才进入以边际为主导的主流经济学。 区位因子(资源)长期影响微 观主体的生产和商业选择,数据作为第四要素,大大降低了固定区位因子对经济活动 的影响,而学界对与之相关理论的关注还不够。 本文在学术史回溯中寻绎空间资源 配置的理论逻辑。 通过考察区位论与数字经济科学源流演化与互动融合的发展脉 络,揭示出资源空间配置的逻辑源于“空间选择”与“成本最低”两大标志性学术概念 的碰撞;再者,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为导向,从空间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 给中国学者提供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两条路径实现创新的机会。

　　一、研究背景与关注的问题

　　社会普遍认为,AI 技术应用开启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笔者认为 AI 带来的是一场 更高层级的文明变革,其正在逐渐重塑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 自从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之后的又一生产要素后,日渐深刻地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模式。 从微观层面看,以数字支付、数字贸易、数字服务、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网上 法庭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发生在身边、可观察且可体验的变化;从 宏观层面看,各种经济形态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水平,进而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其中蕴含着许多经济学研究的重大 洞见及理论细化方向。 数字经济的实践带动了研究的快速发展,现有研究涉及多个方 面,包括理论、技术、应用和社会影响等。 企业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明 显增加,包括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等。 这些关键技术的不断发展为 数字经济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目前,许多企业和组织正在积极探索和应 用这些关键技术,以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的应用研究涵盖 金融、贸易、物流、教育、医疗等诸多行业。 在这些行业中,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行业 的运作模式,提高效率和质量。 同时,数字技术也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为消费 者和企业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已关注到其对 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例如,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隐私保护等 方面的影响。 在数字经济研究方面,中国更是在全球率先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 具体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数字经济前沿,研究跟进非常快,我们把“新质生产 力”作为关键词纳入知网,截至 2024 年 9 月份,检索发现 2 965 篇文献。

　　与数字经济在应用领域研究相比,经济理论的研究跟进相对滞后。 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看,先有实践和商业化,然后才是学理性创新。 究其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的解释必 须从解释我们所研究之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开始,而人类主观心理状态很难通过 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实验室模拟出来。 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重视背景和诠释的作 用,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数字经济学理论滞后于数字产业社会实践的缘 由。 数字经济在诸多方面对现有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问题。 比如,目前主流经济 学研究一般模式是从理论出发设定模型并以此归纳和分析小规模传统数据的因果关 系,从而得出规律。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经济学解释效度总是不尽如人意。 这主要是 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非常复杂,信息和数据的获得以及行为反应都严重滞后。 现在 有了大数据技术,随着大规模、实时和复杂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及时性不断增强,经济学 家的解释能力和预测的准确性能否有所提高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都是现实观 察,或在证明数字经济确实很重要,或在证明数字经济发展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但学术 界关于数字技术发展对经济学深层次的学理性思考还存在欠缺。

　　在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与研究方面,陈晓虹等学者的研究较系统,提出“未来的数字 经济研究可以通过扩展生产函数范式构造数字技术影响的新理论框架” “未来经济理 论范式应当不局限于经济要素,还需关注非经济要素投入” “未来可进一步从社会动力学视角聚焦数字技术对其他行业的溢出效应”。 [1]姜奇平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家斯 蒂格里茨修正经济基本问题(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1977),主张经济学理论研究应 从工业经济的基本问题(数量—价格的均衡与最优问题),转向数字经济学的基本问 题(品种—数量—价格的均衡与最优问题),以内生工业生产方式(单一品种大规模生 产)与数字生产方式(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差异。 他认为可以解决经济学无法对 生产方式进行模型分析的问题,从而排除构建数字经济学量化研究中的理论障碍。 [2]

　　从数字技术发展对经济理论产生的影响角度看,值得关注的学理性问题很多,我 们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底层逻辑冲击、经济学几个典型理论的思考和大数据对 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冲击三个角度阐述一些创新方向。

　　首先,数字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底层逻辑冲击。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 人”是经济理论分析的起点,后来经济理论基本建立在此底层逻辑之上。 “经济人”从 假设的信息充分到可能信息真能充分,对现有理论产生了从假设到真实的冲击。 经济 学研究主题是人的行为,推论人的行为依据其认知,而认知取决于掌握的信息。 依据 个人掌握的部分信息针对研究问题做出因果逻辑判断和推论,并以此形成了经济理论 中有关人类选择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学家是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 对信息的完全或不完全假设,从完全信息假设走向不完全信息假设发展现有理论。 围 绕行为人的信息,衍生出经济理论的认知行为,如围绕偏好、认知和效用等展开的理性 选择理论。 认为人们的经济选择行为内生于制度、主体和行为,并围绕偏好、认知和效 用等理论来发展理性选择学说。 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在大数据获得低成本和及时性的 情况下,大数据时代以何种路径、在哪些方面会改变人类认知,并由此对传统的理论提 出挑战?

　　其次,数字经济对现有经济理论提出的需要思考的问题。 经济学理论除了“经济 人”假设外,稀缺性和效率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内涵。 稀缺二元性,即自然物质资源的相 对稀缺与社会资源的绝对稀缺,在数字经济时代都有变化,这对现有经济理论提出了 挑战。 一是对现有经济理论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挑战。 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 基本上资源用掉一点就少一点,而且优质资源会最先被用掉。 但是,数据资源并不是 用一点少一点,数据资源用得越多其利用成本越低,成本趋向于零。 二是对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的挑战。 在工业社会晚期,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和服务不需要集中于 一个地方,跨国公司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全球布局,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可 以得到有效控制。 从效率视角看,数字技术的应用是以数字形式真实地呈现了人们生 产、生活和社会活动,让我们以接近零边际成本的方式获取超大量有关人们生活、社会 和经济活动的信息(即大数据)。 大数据含有人们行为和偏好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 在传统经验经济学中比较匮乏,大数据极大地减少经济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大幅提升社会和经济运行效率。 三是对定价理论的挑战。 经济学通常根据边际成本、机会成 本等要素来定价,但是数据具有共享性,可以被多次使用,并且无需折旧。 那么,应该 如何对数据及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定价,需要完善原有定价法则。 四是对产权理论的挑 战。 单个数据可能有清晰的产权,而数据集的产权不清晰,这造成数据价值的产权归 属问题。 有人认为,扫描场所码等行为产生的数据属于个人的产权,不能直接交给相 关公司或大数据中心。 而数字要素、数据技术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产权问题,怎么在 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因为数字要素不像农业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也不像 工业要素的产权那么清晰、便于分配。 数字要素的产权比较复杂,比如有人到超市购 物,店家记录下其购物行为,这个数据归店家吗? 再假如店家对大量个体在超市的消 费行为进行分析,利用分析结果优化经营管理,产生了更多的利润,这些被分析的个体 有没有权利分享数据带来的收益呢? 所有这些都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质疑。

　　再次,大数据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冲击。 从研究途径看,我们以前查阅、复印纸质 文献资料,用四百字稿纸抄写便投稿。 发展到今天,我们不用复印纸质文章,大部分都 是建立电子文献夹,随时调阅。 传统的研究范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历史。 从 研究精准性看,科学化是将不可测变为可测,将可测者测得更加准确,而数字化正是将 生产交易和生活变得可测和更加精准。 主流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边际革命以来,为 了证明经济学的科学性,学者们不断在数理上提出创新。 经济学家擅长从理论出发设 定模型并以此归纳和分析小规模传统数据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通常对模型的真实 性较少提出质疑。 数字时代可以获取实时和复杂数据,这有利于构建数据驱动的模 型,从而实现对大规模、实时和复杂数据的分析。 大数据对经济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 明显的影响是使经济影响和结果得到更好的度量。 更精细、更全面的数据可能会帮助 经济学家提出新的问题; 更新颖的研究设计能够使我们了解不同经济政策和事件的 结果。 研究范式变化通常发轫于重大学术思潮推动,而大数据下的范式跃迁是一种以 数字关系取代因果关系,进而以数字思维取代因果思维的分析方法。 当技术的奇点到 来,包括现在最先进的计量研究方法将不再适应大数据的需要,研究范式的迭代必然 发生。 未来大数据支撑下,经济学将更多借鉴自然科学的思维,以实验和定量计算的 方式验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规律,介于数学、统计学、心理学融合发展。

　　二、从区位理论发展看资源空间配置理论演化的历史脉络

　　所有的经济现象都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中发生。 瓦尔拉斯从时间维度展开分 析,他试图通过一般均衡方程来求解市场的有效性(时间位),并通过一般均衡论的数 学处理方法,证明了计划经济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从空间维度的研究,资源 空间配置理论可谓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从古典农业孤立国理论、工业区位论以来一直在指导和解释农业、工业的布局实践,但直到克鲁格曼把地理区位模型化,才进入 以边际为主导的主流经济学。 区位因子长期影响微观主体的生产和商业选择,数据作 为第四要素,大大降低了固定区位因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但学界对相关理论的关注 还不够。 古典理论涉及资源空间配置的理论集中在区位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有杜能的 农业“孤立国”、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廖什的城市市场论。

　　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在农业领域的研究,从杜能(Thunen)1826 年《孤立国同农业和 国民经济的关系》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该理论不考虑自然条件的差异,探讨在 一个匀质的空间里,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与城市距离的关系。 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 阐明了空间摩擦对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是各类土地利用的一般理论基础。

　　韦伯(Alfred Weber)工业区位论系统地建立了工业区位论体系。 他将抽象和演绎 的方法运用于工业资源空间配置理论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资源配置的区位理论 体系,为随后的学者提供了研究工业资源区位配置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其最大贡献 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即费用最小点就是最佳区位点。 韦伯的理论不仅局限于工业资 源空间配置,对其他产业资源空间配置也有指导意义,并发展成为经济资源空间配置 的一般理论。

　　廖什(Losch)的服务业资源空间配置理论。 按照廖什城市空间配置的理论,资源 配置空间达到均衡时,最佳的空间模型是正六边形。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廖什的空间 资源配置理论首先着眼于确定均衡价格和销售量,进而来确定市场地域均衡时的面积 和形状。 城市能够服务企业和居民规模和范围,诸如区域人口数量和消费偏好、总体 提供服务能力和消费量的分配、消费潜力、竞争者的数量、规模和质量以及竞争程度。

　　在古典理论的基础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演化和拓展形成了有别于传统 空间资源配置理论的现代资源空间配置理论,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五大学派,如表 1 所示。 现代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和传统理论研究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在研究内容上,现代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孤立地研究生 产、价格、贸易的局面,将整个空间的生产、交换、贸易融为一体,而且从以往的空间区 域类型、空间区域划分的理论研究转向以分析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为主要 方向,从注重空间的经济产出到以人本身发展为目标,重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研究对象上,从单个经济单位的空间研究发展到总体空间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 研究。 这种研究不像传统空间资源配置理论那样是在一系列假想前提下的孤立推导, 而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综合分析。 其目的不在于求得纯理论 的公式,而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尽管确定成本最小、利润最大的生产地点,仍然 是研究的核心,但这种研究是从综合、区域整体及动态的角度进行的,力求精确地考 察、计算出某种空间决策或结构方案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根据这种影响反过来对决策和方案进行修正。 即是说,这种研究与实践中的空间发展问题的联系更 密切。

　　在空间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上,注意力从市场机制转向政府干预、计划调节机制。 传统空间资源配置理论推崇市场的作用,认为经济活动中各种对立的力量经由市场这 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最终会趋于一种完善和谐的均衡状态。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空间资源配置的现实并没有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所指定的方向演进,出现了一 系列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人们对市场在空间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 为了 弥补市场作用的不足,许多国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资本投资、人力培训、基础 设施建设、制定优惠政策等方面对空间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使资 源空间配置理论研究的注意力从市场机制逐步转向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

　　在研究方法上,由静态空间资源配置选择转入区域各发展阶段空间经济分布和结 构变化与过程的研究,从纯理论多假设的理论推导走向面对实际的空间资源分析和应 用模型研究。

　　三、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空间配置理论的影响

　　每一次技术突破引发的产业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在地理空间上。 比如火的 发明,使得人类活动和生存空间明显扩大;铁器的运用,使得我国的耕作从中原松软土 地向南方黏性强的红土地延展。 世界经济地理空间演变也体现了技术变化驱动的资 源配置变化规律。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证明。 15 世纪末至 18 世 纪下半叶,以水力带动工厂机械,作坊与工场手工业对水力的利用,资源在空间上集聚 在江河通达地区。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以蒸汽机 为动力的通用技术被广泛采用进行大机器生产;蒸汽机车及汽船的发明与应用意义重 大,其中汽船开辟了远洋航线。 工场手工业为大机器生产的工厂制所代替,资源空间配置突破水力局限由分散趋向集中,推进现代工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市人口迅速 增加。 由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英国,所以英国成为“世界工 厂”,即资源空间配置中心。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 次科学技术革命,新炼钢法出现后煤铁资源的开采规模迅速扩大,德国煤化学工业及 美国电力与石油工业迅速发展。 资源在空间配置上形成了两个工业地带———西欧与 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和空间技 术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资源空间配置趋向世界四大工业地带,即北美、 西欧、日本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与东欧。 资源配置进一步空间集聚,沿海趋向有所 加强。

　　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一系列知识生产、流通、交换与消费的部门,信息技术使地球 村缩小,产业内贸易、服务贸易空前发展。 有几个对资源空间配置影响的关键点:

　　其一,新模式不再要求人们集中于同一地点开展生产和服务活动,这不仅极大地 减少了交易成本,还催生了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生产和服务模式(不同于产业链)。 新的生产和服务模式必将影响我们对厂商的定义、对生产函数(全线上、线上线下相结 合、全线下)的研究,以及对企业征税方式的改变。

　　其二,数字技术变为通用技术改变了效率,从而影响到资源空间配置理论的重构。 以数字形式真实地呈现了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状况,以接近零边际成本的方式 获取海量有关人们生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信息(即大数据)。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资源的流动性增强,资源配置更加灵活高效。 大数据含有人们行为和偏好的重要 信息,这些信息在传统经验经济学中匮乏,它不仅极大地减少经济系统中的信息不对 称、大幅提升社会和经济运行效率,也对资源的空间配置带来变化。 数字产品和服务 可以跨越地域界限进行传播和消费,这使得地理空间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 升。 因此,资源空间配置经济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地理空间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 影响。

　　其三,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和区域经济存在替代关系。 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 数字技术,由数据驱动、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经济系统。 它更多地依 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数据聚合、传输、分析和应用,从 而推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 平台经济更具开放性、共享 性、协同性和低成本等特点,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优化升级。 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地理、历史、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发展潜力。 平台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 升级,减少了对空间的约束,推动了过去因区位因子约束的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当然, 区域经济为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和政策,以实现平台经济和区域经济 的协同发展。

　　其四,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人才资源空间配置的变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人才 加强交流,为各类人才提供交融的空间,这样思想的火花才能得以迸发。 这背后的动 因也很简单,数字经济更加强调跨行业的交流,需要科技与资本或科技与服务的对接, 这种最典型的是硅谷型的交流,即多学科协作共同体。 我们只要看一看近几年的诺贝 尔奖的获奖情况,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不交流,无创新;不合作,无诺奖。 从这个结 论我们可以延伸性推论,数字经济以人才为核心,引导资源空间配置形成新的空间结 构。 同时资源空间配置的变化也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在未 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空间资源配置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四、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理论体系创 建和政策启示

　　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广阔空间的大国,数字经济实践开展得如火如荼,理 论创新是中国学术界值得跟进的科研方向。 数字经济与资源空间配置理论的结合,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大国空间异质性问题。

　　一方面,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机会。 工业革命以来的几次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 命,中国都未处于世界第一阵营,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为什么在世界主流经济学领域 中缺少中国声音。 而且,我们认为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存在丰富的 “金矿”。 理由是:中国独特的大国空间特征为数字经济时代资源空间配置理论研究 提供了沃土。 中国因为地域辽阔,所以面临资源空间配置选择的难题。 如何发挥数字 经济优势以及依托广阔的空间,汇聚力量完成小国难以企及的大事,从而在一国范围 内实现几乎所有产业的规模经济,增强抵御各种较大灾害的能力,也即提升韧性,这是 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国经济由于区位、地理、资源、历史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经 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是我们民族较 为强烈的传统意识,也影响“众人拾柴火焰高”局面的形成。 因此,如何协调配置好空 间资源,是大国发展的关键所在。 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推论,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学者在解决中国问题并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迎来了 理论创新的春天。

　　另一方面,政策创新研究的空间。 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源空间配置理论为提高中国 式现代化效率提供了政策研究机会。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发展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高质量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出了五大具体举措,分别为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从这五大举措看,与资源空间配置有关的占了三个。 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新格局,都是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资源空间配置问题。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完成国家宏观经 济任务的进程中,不同程度上涉及资源空间配置。 资源空间配置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 撑和基础。 加强基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空间覆盖率和网络质量,为 原来被信息制约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把 5G 网络基站、云计算平 台、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物流等基础设施融合建设,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国家水电网数字型主骨架和大动脉;充分利用数字 技术手段,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方式,降低监管成本,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优化和效 率提升;通过数据、技术等手段促进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进一步推动空间经济的 均衡发展;等等。 这些给经济学从政策研究角度提供了新机会。

　　总之,中国作为拥有庞大人口和广阔国土空间的大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中 国经济学家在资源空间配置理论、解决方案和实施政策等方面,都提出了创新挑战和 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