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术月刊投稿论文格式参考: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TOE框架

作者：陈玥;王玮祺;彭光荣;翟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摘 要：数字化转型具备重塑教育系统结构的巨大潜能，是引领基础教育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路径。 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OE）的分析框架，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深植于技术、组织和环 境三者间紧密协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在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数字技术深度融 合为基石、以组织管理创新为载体和以教育生态塑造为保障的内在逻辑。然而，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应用风 险、组织变革挑战以及教育生态环境变迁等潜在困境，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化转型对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赋能效果。面对这些挑战与困境，未来需要通过以技术有机融合为手段、以凝聚数字共识为驱力和以治 理体制创新为保障，共同铺设一条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道路。

　　一、“数字倦怠” 的概念辨析及其内涵

　　（一）职业倦怠与数字倦怠

　　数字倦怠的概念起点是职业倦怠。职业倦怠通常被定义为行业中个体在面对过度工作需求时出现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精疲力竭状态。随着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飞速增长，“数字倦怠” 这一概念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它可以作为职业倦怠的一种类型，指在工作中引入数字技术后，从业者可能出现不知何时该停下来，陷入倦怠的情况 ，也可指智能社会中虚拟现场的超载使用导致的倦怠。数字倦怠不仅限于职业工作方面，还会对人际关系、工作表现和社交活动等带来诸多影响，如产生焦虑、疲惫、冷漠情绪，对生活或工作的兴趣下降等。对于数字倦怠的测量，有研究以数字脱节、数字剥夺和情绪耗竭三个维度构建评价量表。

　　（二）数字倦怠与行政负担

　　数字倦怠是数字治理场景中行政负担过重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制度后果。行政负担主要包含与官僚主义繁文缛节有关的合规成本，以及 “政府 - 公民” 互动中给个体带来的学习成本、心理成本等。在基层治理场域，数字素养相对较低的基层干部，通常面临着由数字治理带来的巨大的行政负担，这也使得数字倦怠的产生变得更为普遍，并深刻影响干部身心健康和公共治理绩效。

　　二、“数字倦怠” 的研究进展与理论认识

　　（一）数字倦怠研究的最新进展：影响因素、影响后果与干预应对

　　已有文献关于数字倦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集中于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影响因素，如数字设备的使用强度、时长，技术压力、工作满意度、个体身心健康和经济状况等；二是影响后果，包括对个体发展和职业发展的消极影响；三是干预应对，如提出数字断连的应对之策，但面临操作难题。国内学者对数字倦怠缺乏相关研究和探讨，更多停留在数字化带来的负担加重这一主题上。现有研究存在问题分析深度不够、研究内容广度不够等问题。

　　（二）数字倦怠研究的理论认识：“人技关系” 的适配矛盾

　　数字倦怠产生的理论基础是 “人技关系” 的适配矛盾，是数字技术作为现代要素注入传统科层制后呈现出的不同 “化学反应”。法国学者雅克?埃吕尔提出 “技术社会” 概念，解释了技术双刃剑效应的作用机理。后续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技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如 “技术结构化理论”“调试性结构理论”“组织文化理论”“人际关系行为理论” 等。这些理论为 “人技关系” 的研究探讨提供了起点，但现有关于 “数字倦怠” 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存在场景适用性弱、认识深度不足等问题。

　　三、“数字倦怠” 生成的制度逻辑：行政负担视角

　　（一）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责任制的合力推动合规成本上升

　　中国基层治理一直面对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责任制的双重负担。压力型体制下硬性考核任务 “层层加码” 与 “一票否决” 制度，以及目标责任制下的高考核、检查、督察要求，使基层干部承担巨大合规成本，推动数字形式主义产生。纵向压力型体制加大横向同级竞争，形成 “数字孤岛”，增加基层干部获取数据的合规成本。同时，压力型体制下文书生产的 “过度留痕” 与 “拼凑应付”，在引入数字技术后形成 “数字过载”，带来行政负担，导致基层干部产生数字脱节、情绪耗竭等数字倦怠的心理体验。

　　（二）数字素养约束与技术功能内卷的张力推动学习成本上升

　　数字素养是基层干部适应、掌握、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其培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正向相关。干部群体数字素养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级别异质性。当前数字技术应用市场中，技术功能内卷，基层干部若数字素养不足，学习成本会显著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要求高与基层干部数字素养水平低的矛盾，导致基层干部产生数字脱节和数字剥夺的心理感受，进而出现数字倦怠。

　　（三）运动式治理与数字控制的合力推动心理成本上升

　　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下的运动式治理，在数字中国建设中，使各类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呈现 “运动式治理” 特征，增加基层干部工作负担。运动式治理推动的数字化转型面临 “人技关系” 矛盾，科层制组织体系抗拒变革，基层干部对数字化存在抗拒心理。同时，数字化建设模糊了基层干部 “工作” 与 “生活” 的边界，使其产生被数字控制的消极心理，无法通过人际交往排解情绪，最终因情绪耗竭产生倦怠感。

　　当以上三重制度逻辑叠加，数字技术应用对基层干部产生较大行政负担，带来数字脱节、数字剥夺和情绪耗竭的心理体验，这是基层干部数字倦怠生成的关键影响因素。行政负担与数字倦怠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凸显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四、反思与启示

　　本文从行政负担的理论视角，探究了数字倦怠生成的三重制度逻辑，拓展了数字倦怠研究领域，丰富了理论知识体系，对反思数字化建设和智能社会治理中的政策短板奠定了基础。

　　针对数字倦怠问题，从 “人”“技”“人技关系” 三个层面提出调适路径：

　　在 “人” 的层面，一是强化数字技能培养，提升基层干部数字化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二是优化考核激励机制，避免形式主义，关注干部心理健康；三是搭建交流与支持平台，促进基层干部互相学习和协作。

　　在 “技术” 的层面，一是加大数字技术创新的科研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标准制定与监管；二是细化数字技术适用场景，避免无效低效数字治理；三是分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注重系统整合与兼容性，建立反馈渠道优化技术方案。

　　在 “人技关系” 层面，一是以数字技术革新政府组织结构，打破条块分割；二是以数字技术优化组织运作流程，减少手工操作和繁琐手续；三是推行需求导向的数字治理，建立自下而上的技术应用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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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字倦怠” 的概念辨析及其内涵

　　职业倦怠与数字倦怠：数字倦怠起源于职业倦怠。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 首次提出职业倦怠，指个体在过度工作需求下身体和心理精疲力竭，是长期压力工作环境下的极端反应，会形成慢性综合征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其特征包括精神疲劳、人格解体、工作绩效受损，也有学者发现其存在积极性不高、犬儒主义、疲惫等特征。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字倦怠进入学术视野，它可视为职业倦怠的一种，表现为工作中因数字技术导致工作时间延长、从业者陷入倦怠，也指虚拟现场超载使用引发的倦怠。其测量可从数字脱节、数字剥夺和情绪耗竭三个维度构建 24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量表。数字倦怠不仅影响职业工作，还对人际关系、工作表现和社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如引发焦虑、疲惫、冷漠情绪，降低生活或工作兴趣。

　　数字倦怠与行政负担：数字倦怠是数字治理场景中行政负担过重的表现和结果。行政负担研究兴起于 2010 年前后，不同流派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索。Burden 将其定义为个体执行政策时的繁重体验，也有学者视为公民获取公共服务时的挤出效应。行政负担包含与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相关的合规成本，以及 “政府 - 公民” 互动产生的学习成本、心理成本等。行政负担并非绝对，不同群体承受程度不同。国外研究多以普通公民为对象，置于 “政府 - 公民” 二元互动结构；国内研究关注本土化政府治理结构和行政人员，探讨形式主义等问题。在基层治理中，数字素养较低的基层干部面临数字治理带来的巨大行政负担，导致数字倦怠更为普遍，影响干部身心健康和公共治理绩效，这也是本文以基层干部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二、“数字倦怠” 的研究进展与理论认识

　　数字倦怠研究的最新进展：影响因素、影响后果与干预应对：数字技术给公共治理带来正向收益，但也存在新要素与旧结构的适应性问题，产生智能官僚主义、数字形式主义、数字倦怠等负面影响。目前数字倦怠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影响因素、影响后果和干预应对三个方面。影响因素包括数字设备使用强度、时长、技术压力、工作满意度、个体身心健康和经济状况等；影响后果涉及对个体发展（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和职业发展（如工作投入、绩效提升）的消极影响；干预应对方面，Harmon 和 Duffy 提出数字断连的策略，但操作困难。国内学者对数字倦怠研究较少，多集中在数字化带来的负担加重问题上，如总结数字负担表现、阐述结构框架和类型划分、探讨影响因素等。现有研究存在问题分析深度不够（未从制度层面探讨生成机制）、研究内容广度不够（对个体心理层面认知和影响缺乏探讨，对公共部门雇员数字倦怠研究不足）的问题。

　　数字倦怠研究的理论认识：“人技关系” 的适配矛盾：社会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数字技术 “赋能” 与 “负能” 相伴，其背后是 “人技关系” 的适配矛盾，即数字技术注入传统科层制后在心理层面产生的矛盾。1964 年，法国学者雅克?埃吕尔提出 “技术社会” 概念，解释了技术双刃剑效应。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技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机制，如 “技术结构化理论”“调试性结构理论”“组织文化理论”“人际关系行为理论” 等。这些理论为 “人技关系” 研究提供了起点，但现有数字倦怠研究尚处于初期，存在场景适用性弱（国外框架和测量量表不适用）、认识深度不足（对形成机制认识不深入，理论模型欠缺精细，未形成系统研究体系）的问题。本文旨在剖析数字倦怠形成机理，为智能社会治理提供理论响应。

　　三、“数字倦怠” 生成的制度逻辑：行政负担视角

　　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责任制的合力推动合规成本上升：中国基层治理受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责任制双重影响。压力型体制下，硬性考核任务 “层层加码” 和 “一票否决” 制度导致基层治理制度和行为 “异化”，基层干部为完成任务产生各种合规成本。例如，基层建设的数字乡村 APP 或小程序繁多，受访村庄中部分村庄每天需填报大量 APP，基层干部花费大量时间在上面。目标责任制使基层干部承受高考核、检查、督察要求，进一步增加合规成本。纵向压力型体制还加大横向同级竞争，形成 “数字孤岛”，基层干部获取数据困难，增加额外合规成本。同时，压力型体制下文书生产的 “过度留痕” 与 “拼凑应付” 在数字技术应用后形成 “数字过载”，带来行政负担。这种行政负担可能导致基层干部产生数字脱节、情绪耗竭等数字倦怠心理体验，如在某省网格化管理巡查分析制度中，基层干部因数据要求困惑，产生跟不上节奏的感受，甚至被迫造假，进而出现数字倦怠。

　　数字素养约束与技术功能内卷的张力推动学习成本上升：随着数字技术应用推广，基层干部数字素养问题日益凸显。数字素养包含多个维度的能力，其培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关，干部群体数字素养存在区域和级别异质性。当前数字技术应用市场中，技术功能内卷，基层干部若数字素养不足，学习成本会大幅提升。例如，部分基层干部对基本办公软件、数字化工具应用不熟练。数字技术应用要求高与基层干部数字素养低的矛盾，导致基层干部产生数字脱节和数字剥夺的心理感受，进而出现数字倦怠。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当基层干部认为数字技术超越自身能力、学习成本过高，或觉得数字化治理 “无用” 时，就会陷入数字倦怠。

　　运动式治理与数字控制的合力推动心理成本上升：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下的运动式治理在数字中国建设中表现明显，如将政务 APP 注册率等纳入干部绩效考核指标，要求基层干部短期内完成数字化建设任务，导致基层干部工作负担大增。运动式治理推动的数字化转型面临 “人技关系” 矛盾，科层制组织体系抗拒变革，基层干部对数字化存在抗拒心理。此外，数字化建设模糊了基层干部 “工作” 与 “生活” 的边界，使其产生被数字控制的消极心理，无法通过人际交往排解情绪，最终因情绪耗竭产生倦怠感。如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面临大量数字化平台和报表任务，忙于虚拟工作，无暇深入群众，长此以往产生倦怠。

　　当以上三重制度逻辑叠加，数字技术应用给基层干部带来较大行政负担，导致数字脱节、数字剥夺和情绪耗竭的心理体验，这是基层干部数字倦怠生成的关键因素。行政负担与数字倦怠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凸显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四、反思与启示

　　本文从行政负担理论视角，探究数字倦怠生成的三重制度逻辑，拓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理论体系，为反思数字化建设和智能社会治理政策短板奠定基础。针对数字倦怠问题，从 “人”“技”“人技关系” 三个层面提出调适路径：

　　在 “人” 的层面：一是强化数字技能培养，通过定期培训和研讨会提升基层干部数字化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降低学习成本；二是优化考核激励机制，避免形式主义，建立正向激励体系，关注干部心理健康，减轻心理负担；三是搭建交流与支持平台，促进基层干部分享经验、互相学习，提升数字化协作能力。

　　在 “技术” 的层面：一是加大数字技术创新科研扶持力度，支持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技术项目，强化技术标准制定与监管，降低合规成本，增强公众信任；二是细化数字技术适用场景，开展需求调研，避免无效低效数字治理，减少合规成本和心理成本；三是分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注重系统整合与兼容性，建立反馈渠道，优化技术方案。

　　在 “人技关系” 层面：一是以数字技术革新政府组织结构，推进数字政府一体化建设，打破条块分割，减少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对基层干部的 “双重挤压”；二是以数字技术优化组织运作流程，推广智能工具，减少手工操作和繁琐手续，降低工作量和学习成本；三是推行需求导向的数字治理，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建立自下而上的技术应用反馈机制，合理设定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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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陈玥 王玮祺 彭光荣 翟月

　　摘要

　　数字化转型具备重塑教育系统结构的巨大潜能，是引领基础教育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路径。依据技术 - 组织 - 环境 (TOE) 的分析框架，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深植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者间紧密协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在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基石、以组织管理创新为载体和以教育生态塑造为保障的内在逻辑。然而，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应用风险、组织变革挑战以及教育生态环境变迁等潜在困境，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化转型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面对这些挑战与困境，未来需要通过以技术有机融合为手段、以凝聚数字共识为驱力和以治理体制创新为保障，共同铺设一条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道路。

　　关键词

　　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TOE 框架

　　一、理论视角：技术 - 组织 - 环境 (TOE) 分析框架的引入与阐释

　　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技术、产品和平台等基础设施为支撑，引发多层面变革。在基础教育领域，数字化影响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重塑了教育生态。TOE 分析框架由托纳茨基与弗莱舍于 1990 年提出，用于分析新兴技术被组织采纳和应用的影响因素。该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出发，审视技术与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避免研究的单向性和碎片化，已广泛应用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技术要素关注技术与组织的匹配度，组织因素侧重组织内部特征，环境因素涉及组织外部环境。技术、组织和环境三者协同耦合，构成组织发展的关键动力。

　　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涵盖多个维度变革，涉及多种理念，旨在实现基础教育系统全要素构建。研究此过程需综合考量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维度因素，以揭示其复杂互动过程。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了基础教育的精准化、智能化和个性化水平，但离不开组织和环境的支持。只有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与环境支持紧密结合，数字化转型才能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因此，本研究引入 TOE 框架，从现实依据、赋能逻辑、潜在困境、实践路径等方面构建分析框架，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驱动力量：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

　　（一）技术层面：技术迭代的工具属性与技术主体的价值选择

　　数字技术对教育的颠覆性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必然趋势。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基础教育要素深度融合，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强大引擎。大数据为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支持，提升教学资源利用效率，塑造高质量教育模式。数字技术还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实现 “混合空间” 新形态，推动学习场所多样化，为教育实践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多元主体形成价值共识，拓宽基础教育治理边界。其运用方式受使用群体的伦理规范等影响，通过构建制度和协同机制，凝聚价值共识，促进多元治理主体融合。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基础教育关键要素将发生深刻变革，推动发展范式全面转型。

　　（二）组织层面：回应国家战略规划需要与学校组织变革需求

　　数字化转型变革了教育组织形式和活动模式，催生新型协作模式，推动组织运行模式向扁平化、网络化变革，但也产生了 “数字鸿沟”。为弥合 “数字鸿沟”，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学校组织变革成为必然。一方面，响应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学校内部结构调整优化，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基础教育治理模式。信息化工具促进信息流通共享，推动学校组织从 “有边界” 向 “无边界” 转变，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结构。同时，数字化转型为学校管理决策变革提供契机，借助数据支持，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新路径。在此过程中，凝聚数字化共识、提升数字素养成为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自觉行动。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教育组织形态，推动治理模式革新，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原有组织要素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环境层面：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与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

　　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全球趋势，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教育数字化政策。如欧盟构建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美国为教育发展制定行动规划，日本发布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南。我国也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教育数字化转型，如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调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等。这些政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指引，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机遇。

　　三、发展之道：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赋能基石：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筑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基础教育带来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升，引领其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提升发展质量。数字技术助力提升育人质量，利用智能教育产品构建创新型学习目标和育人机制。同时，推动课程质量提升，数字智慧平台和数字教材促进课程开发模式转变，优化教学内容呈现形式和学习体验。另一方面，提升发展效率。数字技术驱动泛在学习，融入前沿技术打破教学空间限制，构建数字化教学新生态，提升学习体验和效率。教育者借助大数据分析学习者行为数据，绘制 “电子画像”，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依据，调整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效率，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二）赋能载体：组织管理创新引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传统基础教育组织管理模式存在决策滞后等问题，数字化转型为其带来优化与革新。一方面，加速学校组织管理优化和模式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组织制度变革，平台化运营模式和简易化操作流程削减信息传递冗余环节，加快决策进程，使业务流程更清晰。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决策精准度和时效性。另一方面，驱动基础教育治理多元协同。数字化转型打破学校与社会壁垒，推动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开放和数据资源共享，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信息化手段加强跨部门合作，提升资源整合效率，形成政策实施合力。学校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教育透明化和社会监督数字化，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空间。

　　（三）赋能保障：教育生态塑造维护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促进基础教育多元要素衔接平衡和资源优化配置，拉动教育生态构建，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一方面，拉动各环境要素生态塑造。数字技术为各主体交流协作搭建平台，拓展基础教育生态圈，推动生态合作多元化。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向生态系统重塑，涉及教育理念等多要素变革与互联互通，数字技术有助于形成协调高效的教育生态。另一方面，引导基础教育新秩序生成。数字化转型政策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战略导向和制度框架，促进教育系统现代化和效率提升。政府出台政策规范技术应用，学校创设教学氛围，形成内部秩序。政策引导多方主体联动合作，减小数字鸿沟，形成外部秩序。

　　四、困境指向：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潜在挑战

　　（一）技术困境：技术应用风险强化数字化转型赋能的功能异化

　　数字技术嵌入教育系统带来提升的同时，也引发诸多问题。一是数字鸿沟依旧存在，我国中小学虽在互联网接入等方面取得进展，但东西部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较大，导致教育数字化发展不平等。二是价值理性缺失，教师过度依赖数据和算法，忽视教育本质的人文关怀和个体差异性，使教育教学目标偏离学生实际需求。三是算法偏见，数字技术催生的教育产品可能存在设计者偏见，算法推算结果可能带有偏差，威胁算法公正性，削弱教育透明度。

　　（二）组织困境：组织变革挑战阻碍数字化转型赋能的协同作用

　　数字化转型推动组织变革，但面临一系列组织层面的挑战。一是 “信息孤岛” 现象严重，学校之间数字资源和应用服务协同能力薄弱，教育管理部门缺乏统一数据标准和兼容技术平台，导致数据重复采集、资源浪费，制约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教育公平实现。二是决策协同度低，教育决策侧重学校主导，忽视家长、教师和学生的参与权。三是教师身份认同异化，教师在虚实融合空间中可能让渡课堂控制权和学生评价权，且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缺失，使其难以适应数字化教学范式。

　　（三）环境困境：生态环境变迁加剧数字化转型赋能的治理风险

　　我国基础教育政策框架虽日趋成熟，但在数字化转型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挑战。一方面，具体政策缺失，针对基础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方案匮乏，各治理主体责任关系不明确，导致数字技术嵌入基础教育发展的路径不清晰，难以充分发挥潜能。另一方面，各主体联动机制薄弱，缺乏纵向和横向的协同联动机制，信息衔接不畅，数据资源难以共享，阻碍数字化转型赋能作用的发挥，还可能引发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此外，缺乏监管评价机制，政策实施与教育实践脱节，影响数字化转型赋能效果。

　　五、协同共筑：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技术层面：以技术有机融合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技术赋能是数字化转型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但需超越技术工具理性，实现技术与人文深度融合。一方面，巩固技术底座，加强数字校园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优化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学数据库和资源库建设，实现平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建共享。建立资金保障机制，支持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推进数字技术全要素深度融入，探索新教学方式，运用 VR、AR 等技术为学生学习提供支持，描绘 “学生画像” 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开发智能工具和数字教材，实现校园管理数字化和智能化。同时，建立规范管理制度和数据保护机制，保障数字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二）组织层面：以凝聚数字共识驱动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组织对数字化转型成效影响深远，应从整体战略规划和个体能力提升两方面优化。一方面，将数字化转型理念融入学校战略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制定详细路线图，推进各项数字化建设工作。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评估转型进展和效果，完善数字化战略布局，推动学校内涵式发展。达成数字化共识，提升教育管理者数字化领导能力和教育决策者数字化决策能力，搭建教育决策平台，形成育人共识决策共同体。另一方面，强化教师数字素养，从观念层面帮助教师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提升其数字教育工具运用能力。组织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训，激励教师开发数字资源、创新教学评价。建立评价考核机制，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形成教师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环境层面：以治理体制创新保障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环境赋能是数字化转型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后盾，构建健康和谐的教育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一方面，强化顶层设计，政府出台具有前瞻性和实操性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或指南，明确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职责分工，推动形成新模式。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其高效利用。保证技术工具与教育政策工具协同适配，避免教育实践偏移。另一方面，构建各主体协同治理的生态环境，推动教育治理向智慧治理转型。打造政府、社会、学校之间的 “善治” 格局，建立多边沟通机制，利用各方优势构建合作新模式。政府统筹发展，制定政策和监管机制，推动项目落地。社会各界参与教育治理，确保治理机制透明公平。学校贯穿数字化转型理念，建设联动机制，释放活力。例如，中小学与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助推基础教育模式转型升级，共同构建数字化教育生态，保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