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投稿论文格式参考:新生代农民教养策略转向及其形成机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教养策略;家庭策略;家庭秩序

作者：朱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摘　 要: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 县乡教育资源供给的均衡秩序被打破, 进而影响到农民教养策略, 型塑了农 民家庭由教养分离向母职策略转向的实践。 本文基于对湖南、 江苏、 陕西和江西四地的田野调查发现, 新生代 农民家庭在制度-资源供给分化、 价值-价值理念提标与市场-市场空间挤压三个维度互动过程中完成了家庭教 养策略的重构。 同时, 新生代农民围绕教养策略和新家庭发展目标调适生产和生活实践, 卷入了家庭经济积累 和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双重高维诉求。 在此过程中, 农民家庭围绕教育 “核心投入” 形成新家庭秩序, 城 乡居民差距在资源投入趋同但积累分化的社会转型中被延续。 新生代农民教养策略转向及农村家庭生产生活新 秩序应该引起关注。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 一代农民工回流带来了新一轮县域劳动力剩余, 重塑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结构。 一代农 民工回流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接续, 既提供了本地生产市场的劳动力资源, 又对就业市场吸纳容量提出 了挑战。 近几年, 国家统计局对河南、 安徽、 湖北、 湖南和四川 5 个农民工输出大省进行农民工情况 的调查显示, 回流的农民工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 5%-7%; 农业部对全国 10 个省市的调查结果也 表明, 返乡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 6. 5% [1] 。 区别于一代农民工返乡潮,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面临着 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 在阶层流动以及城市化的压力之下, 新生代农民家庭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对孩子的半精细、 半科学、 高预期、 高投入式培养逐步替代了粗放式养育[2] 。 教育城镇化带来了新一 轮的县域劳动力剩余。 虽然在有条件情况下, 陪读母亲会兼职陪读, 但是总体上来看, 兼顾家庭教育 发展目标的新生代农民家庭难以弥合强家庭发展诉求和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 呈现出农民家庭母职 化教养策略的特征。 研究新生代农民家庭策略, 是探析城乡融合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切口。

　　关于教育城镇化的讨论, 学界的议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主体的不同影响上面[3] 。 家庭、 社会和 学校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 三者相辅相成并共同构成青少年教育的主体结构。 县域 中小学生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 而家庭经营策略则与教育主体结构转换有关。 当学校教育作为学生教 育主阵地时, 教育关系表现为 “学校—学生” 的双向教育关系, 无关乎家庭教育能力以及市场资源投 入程度, 这对于县域家庭的教育竞争来说是相对公平的。 随着学校教育减负的政策倡导, 学校分离出 一部分责任给家庭, 并且由此激活了市场资源参与, 进而表现为 “学校—学生、 家长—孩子、 资本—市场服务” 的多维教育关系。 农民家庭参与县域教育竞争, 不仅需要付出经济成本, 还需要付出时间 精力。 好的教育不仅需要学校师资好, 教学环境好, 还需要日常精细化的家庭教育, 培养孩子的优秀 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并且在市场化教育中进行家庭资源分配。 支持学校教育主阵地的学者认为, 要 根据学生的学习规律, 选择教学方法, 使学生在学习-互动-体验的过程中实现发展, 这部分学者着眼 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认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能够缓解家长焦虑情绪,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4,5] ; 而关于家庭教育, 学界则分为环境论和回归论两派。 环境论观点认为, 受到环境变量 (包括家庭结构和社会政策) 的影响, 家庭从内部教化到社会化, 从阶段式教育到终身教育, 从单向 度的父代对子女的教育到家庭成员内部的双向互动, 是以环境改变为中心的教育质量提升来增加教育 跃升的机率[6,7] ; 回归论观点认为学校更需要家长和社会的支持, 重视家庭教育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的题中之义, 抚育子女成为家庭和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 学界同时注意到, 在私领域存续已久的性别 分工制度作用下, 家庭教育在现实生活中被片面化理解成了母亲的职责[8,9] 。

　　学界专门把教育城镇化与家庭经营策略联系起来, 但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大多数研究认为, 家庭在面临教育发展的压力下, 为实现家庭整体性发展, 强化了家庭内部的代际牺牲和代内帮扶伦 理[10] 。 如雷望红[11]认为家校之间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竞争性合作关系, 一种是家庭教育需求分化与学 校分类治理所形成的竞争性合作, 另一种是家庭教育能力分化和学校教育管理权力分配所形成的竞争 性合作。 朱战辉[12]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角度出发, 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 题越来越突出。 在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和现代素质教育理念主导下的乡村教育转型中, 出现了学校教育 退缩和家庭教育责任强化的结果。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 在减负政策背景下, 农村学生在学校教育弱化 之后, 却无法获得家庭和市场的及时补缺, 教育机会更为稀薄; 城市学生的教育呈现出发展状态, 城 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13] 。 杨华[14]对校园霸凌的研究认为, 家庭、 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 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 三者相辅相成并共同构成农村教育的主体结构。 然而, 现实却呈现出家庭与 学校勾连中断, 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缺位, 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脱嵌等特征。 也有少数研究认为, 教育主体变化影响到家庭策略的调整, 如农村妇女陪读现象的研究[15] 。 近年来, 有研究者关注到教 育主体变迁背景下, 家庭目标的转型必然给农民三代家庭带来组织规则和家庭策略的调整[16,17] 。

　　鉴于此, 本文以教养策略与新生代农民家庭秩序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展示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 过程中农民家庭教养策略母职化的结构性背景与生成逻辑。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将农民家庭教 养策略转型置于家庭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 以家庭再生产为切入点, 探讨家庭转型对农民家庭母职策 略实践及其家庭目标实现的影响。 区别于当前研究中将两代农民家庭经营策略的高度同质化处理, 本 文从家庭再生产的视角对农民家庭母职策略及其家庭发展实践展开分析。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 与所在团队于 2021 年 9 月、 2022 年 7 月、 2022 年 8 月和 2023 年 12 月分别在湖南、 江苏、 陕西和江 西四地的田野调查①。 调研发现, 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中父母一方因孩子教育留守成为普遍现象, 但 是本地劳动力市场空间却不足以支撑起这批回流的剩余劳动力资源, 因此又造成了农民家庭中青年夫 妻一方在大城市务工, 一方弃业留守照顾家庭和教育孩子的现象。 笔者将此称为农民家庭教养方面的 母职策略。 调研点以中西部地区为主, 以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案例作横向比较, 由于数量基数大以及中 期对调研点进行判断抽样, 选择了在类型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不同县市。

　　二、 从 “教养分离” 到 “母职策略”: 农民教养策略转向实践

　　(一) 教养分离的家计模式

　　从县域发展的阶段来看, 生产非农化县域经济是县城发展的最初阶段。 处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县域城镇化还未开始, 城乡分化明显。 这一时期, 无论是消费型经济还是县域生产体系都尚 未建立起来, 县域劳动力向外流动, 在家庭劳动力配置上普遍是祖辈留守农村, 父代外出务工的教养 分离。 对于祖辈来说, 他们缺乏融入务工市场的能力, 也难以在当地实现非农化就业, 依靠农村土地 资源为生并且赚取部分农业剩余价值就是对家庭经济积累的最大贡献。 这一阶段的县域就业体系主要 有两种, 一种是围绕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正式就业工作, 比如建筑类、 纺织类、 手工类的工作。 50 岁以下的劳动力基本上不会去做这部分的工作, 因为既辛苦又累, 而且不稳定。 青壮年劳动力多数选 择工资较高且稳定的工厂务工。 另一种是乡镇企业就业。 乡镇企业从 80 年代末兴起, 90 年代中期开 始衰落。 鼎盛时期, 乡镇企业和当地作坊, 如采石场、 砖瓦厂, 为本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使本地 农民既能从事农业生产又可以务工兼业, 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但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由于发 展时间短暂, 没能持续解决县域剩余劳动力问题。 生产非农化发展阶段, 农业生产剩余之外的劳动力 在本地县域范围内就业空间有限, 造成县域劳动力外流。 对于第三代教育来说, 这一阶段, 国家承担 了知识传播和教育功能, 学校承担教育主体责任, 家庭教育并未承担太多的责任。 由于学校教育主阵 地的位置牢固, 乡村教育兜底性作用很强, 解放了家庭劳动力, 父代可以放心地出远门打工挣钱, 长 周期在外务工, 过年才回来, 以获取务工收入来支持家庭经济积累和教育开支。 在江西的一个小县 城, 不少老人带着孙子在城里读书, 有老人跟我们讲起他们的情况说: “儿子和儿媳妇都出门挣钱了, 让孙子一个人在城里不放心, 孙子上学时就待在城里照料他们, 周末和放假的时候就带 (孙子) 回乡 下, 顺便把家里的地也捡起来打理一下。”① 在这种情况下, 祖辈隔代教育分担了父代家庭教育职责, 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教养分离的代际间合作模式, 从而可以实现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

　　(二) 转型中的家计策略调整

　　消费增长型县域经济始于 2000 年初, 不同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早期市场供需之间的结构关系, 它 是指城镇化阶段下的县域经济发展, 这不仅表现在农业支持县域工业的发展, 还表现为县域工业反哺 农村。 在这个阶段, 农民开始进城买房陪读, 或者在县城租房陪读。 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家庭面临 消费模式的变化, 在县城需要支付城镇生活的日常开销。 不同于农村节衣缩食的生活, 城镇化过程 中, 农民要从乡土社会的简单消费转型到城市生活的复杂消费。 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规模转移和农 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的加速转变, 将会极大地刺激需求, 并推动消费方式转型升级。 据统计, 20%的农村人口转移, 县域消费总需求就会增加近 20% [18] 。 从建设阶段过渡到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 县域经济发展已经初步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基础设施建立的完善, 商业、 房地产、 城市教育等 消费产业也成为县域发展的新增长点。 由于消费增长型县域经济的作用, 随着农民家庭的消费增加, 家庭资源积累的压力也不断加大, 更加需要教养分离为基础的代际合作模式来维持小家庭教育城镇化 压力。 在消费增长型县域经济发展阶段, 农村家庭城镇化冲击了乡村教育的完整体系, 乡村学生开始 流向城镇, 部分村小逐渐变成教学点, 最终被完全撤掉。 教育主体从学校主阵地转移到家庭教育, 并 开始注重家庭在资源上的支持。 这部分资源成为了家庭资源分配的新增长点, 比如县城的住房花费、 私立学校花费和陪读等花费。 消费增长型县域经济阶段, 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开始加重, 农民城镇化压 力显现,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同时伴随着家庭再生产成本的增加。 特别是在消费增长型县域发展阶段, 农民家庭教育成本和城镇化成本均在增加。 与此同时, 隔代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强抚养—弱教育功能无 法匹配农民家庭教育城镇化的目标。 随着教育变迁和目标转型, 父代退出务工市场, 在关键节点 (如初三、 高三) 回归家庭陪读成为普遍现象, 并且在时间周期上有不断延长的趋势。 在陕西渭南调研期 间发现, 多数在省城做生意和在长三角地区长年务工的中青年父母都存在其中一方甚至两个人均回乡 照顾孩子学业和生活的情况, 有家长表示: “钱是要挣, (但) 要是孩子关键阶段都不在, 我们的愧 疚就更大了, 这种是钱买不回来的。” “不回来陪, 孩子心里会有落差, 会责怪大人只知道挣钱却不管 孩子。”①

　　(三) 母职策略的实践及其特点

　　近十年来, 县域经济进入产业发展型阶段, 即在消费市场基础上再造生产市场, 对接县域产业发 展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第二产业转移, 从而形成完整产业链的经济发展期。 这一时期, 教育竞争逐 渐由家庭理念和市场资源决定。 农民家庭城镇化嵌入程度加深, 加快了学生向城市的流动, 带来了乡 村范围内的撤点并校。 家长不愿意让自己孩子在乡下, 而是更加信任县城的教育质量。 学生流失和乡 村学校教育质量下降产生了系统性的恶性循环。 县域学校在学生质量和师资力量上都要好过乡村学 校,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性甚至被进一步拉大。 私立学校在这一阶段兴起, 家长宁愿花超出公立学校 许多的学费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在湖南衡阳调研期间一位家长说: “我们长期在外地 (打 工), 孩子爷爷奶奶管也管不住, 私立学校有生活老师, 一学期的学费加生活费有上万元, 经济负担 很重, 但也是没有办法。”② 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不仅是经济货币, 还牺牲小家庭一个劳动力回到县 城陪读。 由教育触发的县域劳动力回流和县域就业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冲突, 造成了新 一轮的家庭城镇化负担和压力。 对于家庭经营策略来讲, 要应对城镇化消费压力以及因壮劳动力回流 农村带来的家庭经济积累能力不足的困境, 就要实现县域范围内兼业陪读以减轻家庭经济积累压力。 但是目前县域产业发展并不够完善, 产业链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要建立与县域务工市场相适应和匹 配的劳动力结构的困境在于, 一是中西部地区县域产业发展自身的先天资源条件参差不齐, 产业链发 展基础薄弱; 二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第二、 三产业转移辐射到中西部局部地区, 但并不是所有县域都承 接了产业转移的规模工业, 而且产业转移到县域还有一个阶段性的工业体系融入过程, 还无法兑现县 域经济劳动力就业。 数据显示, 广东省 2018 年共有 588 家外商投资制造业企业撤离, 而部分中西部 省份似乎也不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 “外溢” (往往是低附加值环节或落后产能), 而是聚焦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 力图实现弯道超车, 地区间产业转移明显滞缓[19] ; 三是一代农民工返回县域, 受到劳 动技能和年龄结构影响, 可就业类型少, 就业空间小, 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部分留守县域从事正规就 业和体制内就业, 进一步压缩了就业空间。 从县域教育发展和家庭稳定关系考虑, 县域经济发展必须 建立完备的就业体系, 以激活回归县域范围内的劳动力, 结合返乡劳动力的个体劳动力经济价值和县 域经济发展, 实现教育主体在家庭回归与县域产业发展的阶段匹配, 以达到城乡互动的一体式城乡发 展目标。

　　可以看到, 教育主体的变换不仅体现在县域教育成效上, 还反映在家庭经营策略的调整与家庭目 标相适应的问题。 可以说, 农村家庭发展目标从追求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到追求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 的过程中, 教育主体转换是触发农民家庭经营策略调整的首要机制。 家庭策略的调整又影响到农民与 县域的关系, 表现在一代农民工回流县域带来的县域劳动力剩余。 在推动实现城乡一体式县域经济发 展经济目标和处理好农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与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上, 必要举措是要结合政 府政策引导, 打造有活力且健康的县乡村教育体系, 找到规律的且适合县域发展实际的中小学学校教 育模式, 管理市场乱象, 解放家庭和家长负担, 回归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 农村家庭教育负担能力范围之内的农村支持城市, 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融合发展关系, 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如表 1)。

　　三、 新生代农民教养策略: 家计重构下的母职策略

　　布迪厄 (Bourdieu, P.) 认为, 人类社会是由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组成的, 而生活在社会空间的 行动者具有经过客观限定而产生的社会位置, 在人类一般性的日常活动之中, 行动者凭借自己拥有的 资本和惯习不断地调适自己的位置或者构建自身所处的社会[20] 。 对于新生代农民家庭来说, 在教育 变迁和家庭发展目标转型背景下, 农民家庭卷入了家庭经济积累与追求综合效益的双重诉求, 家庭教 育理念的变化影响家庭秩序, 带来了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变化。

　　(一) 理念进阶: 代际差异与家庭生计模式

　　当家庭核心教育理念是保底式时, 第三代受教育目标和任务是完成义务教育。 家庭投入的教育资 源是基础性的, 主要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 乡村教育内部教育策略差异化不明显, 主要差异在于 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 农民家庭没有受到太大的教育投入压力, 一般是祖辈与孙辈留守农村, 祖辈抚养, 父辈在外打工挣钱, 实现以教养分离为基础的代际分工式的家庭生计模式, 为 “一家两 制” 的家庭秩序。 当家庭核心教育理念是市场资源投入的竞争式教育理念时, 受到市场经济和城镇化 因素的影响, 第三代受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进城上学和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 家庭教育被市场激 活, 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卷入了教育竞争, 家长通过不断地投入市场资源以期实现孩子的学习 成绩提升和教育立足。 此时城乡教育融为一体, 不仅乡村家庭个体之间存在教育竞争, 而且农村家庭 也加入了市场化竞争。 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压力大, 教育期待高, 一般是祖辈一方留守农村, 孙辈进 城上学, 祖辈一方 (一般是女性老人) 进城陪读, 父辈在外务工, 并且处于孩子关键教育节点时, 有 一方退出劳务市场回归家庭陪读, 比如在初三和高三这种升学年回归家庭陪读, 其余时间祖辈陪读或 住校, 形成隔代陪读和亲代陪读的灵活配置结构, 成为一家两制和一家三制相结合的家庭秩序, 是 “一家两制” 向 “一家三制” 的过渡状态。 当家庭核心教育理念为精细化养成理念时, 80 后、 90 后 作为父辈群体, 反身观察自身的教育经历, 结合家庭阶层跃升的发展型目标和择优入学的教育任务, 父辈更加注重孩子学习行为习惯的养成, 关注到亲代陪伴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作用。 他们不仅继续 在教育市场资源方面加大投入, 扩大家庭教育的资源投入, 提升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 同时还亲身参 与孩子的成长过程, 在抚育期和学习阶段实现了父辈的亲代陪伴, 主要表现在父辈-亲代陪读替代祖 辈-隔代陪读, 既监督和辅导第三代学习, 又兼顾孩子的生活, 实现了完整的陪读生活, 主要表现是 祖辈留守农村, 父辈一方 (一般是女性) 进城陪读, 祖辈有时候进城帮忙照料生活, 父辈一方继续在 大城市打工, 父辈一代夫妻双方两地分居。 农民家庭教育投入压力大, 以牺牲一个劳动力以及大量市 场资源投入支持第三代的教育跃升, 为 “一家三制” 的家庭秩序。

　　(二) 目标转型: 分工细化与亲代赋能

　　教育主体在家庭分工中的精细化, 让家庭劳动力从县域外务工进入到县域内陪读, 家庭发展目标 发生了变化, 具体表现为从家庭经济积累优先的单向度经济积累型目标到综合考量家庭多项指标以追求综合效益最大化, 家庭发展目标转向了以教育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目标。 以教育作为核心的家庭发 展目标表现为: 学校分离责任给家庭, 家庭需要采取措施来回应家庭教育责任的承担。 此时就需要明 晰, 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在中国家庭中, 家庭教育最朴素的内容是围绕儒家传统文化教孩子遵守 规矩, 这种教育不是一套文本固定式的, 它深刻地刻画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习性实践当中, 比如留守儿 童的教育, 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联系的内容可以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进行分类: 一方面是父母对子女的 教导和交流, 另一方面是子女对父母的交流和诉说[21] 。 最初阶段, 家长通过口头说教, 甚至是传统 的 “打骂” 方式来教育, 这是中国民间最早的 “家教” 和家庭教育方式。 受到父辈和祖辈生长环境 影响, 它的特点首先是内部文化教化, 是家长自然习得的, 并且受到乡村熟人社会的公共舆论制约, 而 “没有家教” 这种公共评价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有极其负面影响的, 因此家庭教育受到公共舆论 压力的影响。 第二阶段, 无论是父辈还是祖辈, 都能够作为家庭中 “家教” 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 父 辈其实可以放心地在县域外务工, 即使一年到头只回来一次也没有什么问题, 过年从外地给孩子带一 点糖果或者买几件新衣裳就可以补偿常年不在子女身边的亏欠, 县域家庭中的留守儿童都是由留守农 村的爷爷奶奶照顾, 这一阶段家庭教育的内容是允许隔代教育替代的, 也是低要求的。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家庭教育开始走向分化, 有的农村家庭孩子仍然留守农村, 有的农村家 庭孩子去往城镇读书。 由于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 城镇化比例逐年递增, 乡村学生流失非常严重, 乡 村教学环境一时间也跌落低谷, 乡村学校的孩子普遍不如城市孩子的学习成绩。 家庭教育的内容发生 了深度变化, 表现为家庭教育的外部化和围绕教育外部环境的资源竞争。 孩子学习成绩落后使家长产 生了焦虑和压力, 对孩子的补偿不能仅体现在物质上, 还要努力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和提供好的教育资 源, 比如在城市租房子陪读, 让孩子进到城里上学读书, 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特点表现为教育投入增 长阶段。 第三阶段, 学校教育走向网络化和信息化, 学校布置作业以及建立微信群与学生家长保持沟 通, 很注重与学生家长的信息沟通以及通过 “家校共育” [22]模式促进学生成绩提高。 在教育转型背景 下, 家庭教育策略也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 农村家庭的教育理念发生变化, 80 后、 90 后家长更加注 重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 把家庭教育注意力扩展到孩子整个学习生涯周期内, 注重家长陪伴式监督和 教育, 超出家长能力范围内的则购买市场化服务, 让孩子参加培训班, 家庭教育中的亲代抚育周期拉 长; 另一方面, 隔代教育功能代替的失效, 家校共治的转型对于祖辈陪读具有排斥性。 农村家庭中的 祖辈老人往往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 在监督孙辈学习以及辅导检查作业上难以具备教育辅助功能, 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功能。 这一时期的教育内容围绕 “家校共治” 进行家庭教育综合实力的竞 争, 其特点表现为强调家庭教育中的亲代在场。 不同于教养分离模式下代际分工的家庭教育模式, 这 一阶段新生代农民家庭需要牺牲一个壮劳动力回到县城陪读, 不仅要想办法让孩子接受好的学校教 育, 还要保证一定质量的家庭教育。 但是在城镇教育消费压力大于乡村教育支出的情况下, 农村家庭 牺牲一个劳动力回归家庭进行亲代陪读是当前教育环境下的无奈选择。 农村家庭教育城镇化追求与农 民家庭城镇消费能力存在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 家庭教育参与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在很多中西 部县城地区几乎同时进行, 即家庭教育外部化阶段和家庭教育消费增长型阶段同时发生, 加重了农村 家庭教育负担和生活压力。

　　四、 教养策略转向的形成机制: “制度-价值-市场” 的解释框架

　　结合前文所述, 可以发现, 农民家庭母职化教养策略是新生代农民在深度融入县城的强发展诉求 与县城产业弱支撑性的张力之间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选择, 代替了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目标导向下的 家庭劳动力完全参与, 转而围绕城镇化目标完成了家庭生计重构, 形塑了年轻妇女县城脱产陪读, 青壮男性异地务工, 中老年夫妇村庄务农的一种新型策略安排。 其中, 教育变迁是导致家庭策略转型的 直接原因。 教育城镇化和家庭策略改变, 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策略现代化调适。 在教育变迁背景 下, 教育城镇化和县域就业市场 “缺位” 之间的张力, 形塑了新生代农民家庭母职化教养实践, 影响 发展型家庭秩序的形成。

　　(一) 策略转型的制度之维: 乡校衰落与资源供给分化

　　自从乡村教育解体并进入到城乡二元教育结构中, 农民家庭在乡村接受教育的环境遭到破坏, 大 部分被迫放弃就近的乡村教育途径, 进入到城镇接受教育。 教育空间的转变背景是城乡教育资源不平 衡发展的结果。 为此, 国家在教育政策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政策努力, 比如撤点并校、 划片入学、 高中 指标向乡村倾斜等, 集合乡村教育优势资源以及减少乡村教育教师资源的流动性, 留住学生和家长,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乡村教育的衰败局面, 但是教育城镇化的趋势仍然不可逆转。 这其中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概括来说,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农民收入增加, 城镇化趋势加快。 进入新世 纪, 伴随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 对素质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强调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家庭 教育问题不断显现。 在教育改革和乡村教育转型中, 教育责任重新配置, 家庭教育逐渐被重视, 提升 到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 相较于税费时期的学校教育主导模式, 乡村教育转型的突出特点是学 校教育的退缩, 家庭教育责任的不断强化和农村青少年儿童教育主体多元化特征显著[23] ; 二是乡村 教育的 “病症” 仍未做到 “药到病除”, 后遗症显现。 在教育资源分布存在区域和城乡不均衡的背景 下, 以县中为代表的县城重点高中成为不少县城举全县之力打造的 “超级中学”, 集中全县最优质生 源和教育资源, 承载全县的教育期待, 成为县政府教育政绩的承载者。 在来自农村家庭、 社会期待和 政府考核的外部压力以及自身发展的内部压力下, 县中为了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竞争力, 提高升学 率, 从而进行管理模式上的调整[24] ; 三是市场化教育的 “搅局”, 市场化教育对教育的平等促进是有 条件的, 在家庭收入对市场化教育没有影响以及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相 等的情况下, 参加课外补习可以提高家庭地位低的学生的学业水平, 促进教育结果的平等[25] 。 然而, 现实情况是, 收入成为影响课外市场化教育的最主要因素, 家庭收入越高, 可以获得的课外教育资源 更多、 质量更高, 其结果加剧了教育不平等, 而教育水平越高, 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 形成阶层 固化, 因此课外的市场化教育破坏了教育平等[26] 。 面临着家庭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 构建家庭、 学校和社会密切配合的立体化的 “三位一体” 教育格局成为现实[27] 。

　　(二) 策略转型的价值之维: 教育竞争与价值理念提标

　　从教育变迁的视角来看, 教育主体的转换与变迁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家庭教 育缺位的阶段, 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之前, 家庭教育是不在场的。 家庭下一代的教育目标 被家庭经济积累目标代替, 父母出远门打工, 祖辈在家里照顾孙辈的生活, 父母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主 要体现在教育成本的支付上。 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是保底式支持, 家庭教育的目标在于保证下一代不 辍学、 能上得起学, 教育竞争主要体现为学生的自主竞争。 第二阶段是 2010 年之前的素质教育改革 阶段, 顶层教育设计引导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引 导学校弱化学生成绩排名, 转而要更加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但是, 社会评价机制往往把素质教育 具象化为学生的艺术特长、 奥数竞赛等, 造成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和素质教育目标的异化。 学校在提 供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上无法达到这一外界评价目标, 导致综合素质发展的任务部分外溢到了家庭, 同时教育城镇化也进一步推动了教育责任转移到家庭, 市场化资源也见缝插针进入到青少年教育, 如 兴趣班、 特长培训和成功教育等。 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本着 “勤能补拙” 的简单理念, 认为不断地投 入市场资源, 就会有好的家庭教育和下一代教育素质的提升。 其结果就是家庭和市场不谋而合, 教育 竞争就变成了家庭资源投入的竞争。

　　2010 年之后至今的这一阶段可以划分为家庭教育转型的第三阶段。 除了前述的经济能力竞争之 外, 该阶段还有父母教育理念的竞争, 主要体现为家庭教育情感和时间投入。 教育竞争的关键变量在 于父母教育理念、 教育投入的竞争。 在江苏调研期间, 一位家长谈到: “现在的教育竞争太卷了, 之 前只要起跑线上不输就行, 现在全程马拉松, 能花钱又能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的 (家长) 才是合格 的。”① 家长通过日常的沟通和细致辅导, 保证家庭教育中父母更加精细化、 具体的情感陪伴, 更加 重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实际调研发现,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 父母也逐渐改变了只管挣钱和 在小孩教育上当甩手掌柜的方式, 转而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参与到教育陪读中。 究其原因, 经受过市场 经济洗礼的父母一辈深刻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把教育作为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和第三代市场化融入 和社会化参与的重要门槛。 值得提出的是, 不同阶层的家庭在教育竞争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中层及 以上家庭成为教育竞争的主体, 这类家庭的竞争举措表现为: 进城买学区房和择优入学, 集中资源投 入下一代教育, 但是中下层家庭虽然也面临下一代教育成长焦虑, 却因为家庭经济实力和资源积累能 力弱而被排斥在教育竞争之外。

　　(三) 策略转型的市场之维: 劳动力回流与市场空间挤压

　　在一般中西部地区, 近五年县域劳动力的回流对地方就业市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 代初, 内陆地区开始出现第一代农民工南下打工潮[28] , 最早进入到务工市场的部分农民工获得了超 出农业土地收入的劳动力市场回报, 在村庄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性作用。 通过亲缘和地缘范围内的传帮 带, 县域范围内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入全务工市场。 打工潮的形成实质上是农业生产剩余的推力和 全国性务工市场的拉力双重作用的结果。 随着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再生产需要的扩大, 农业土 地生产有限的家庭经济积累, 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家庭增收扩大和家庭再生产的需要。 家庭发展目标 转向了家庭经济积累最大化, 推动家庭剩余劳动力, 尤其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另外, 全国 务工市场的形成, 推动了中西部内陆地区大量的劳动力南下从事以劳动密集型工厂为主的工厂就业。

　　2010 年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深入, 各地经济迅猛发展, 南下打工的潮流逐渐有了一定程 度上的消退, 明显的一个标志是 2008 年左右, 即广东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的 “用工 荒”, 很多工厂无法招到工人被迫停产。 这与之前打工潮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全国劳动力流动趋 势从 “人找厂” 到 “厂找人”, 出现了劳动力回流的趋势, 具体表现为一代农民工在 40-50 岁年龄段 回流县域, 甚至一些新生代农民家庭也开始改变南下务工的选择, 转而在本地县域范围内就业。 这一 阶段的县域劳动力回流特征明显, 主要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家庭留守县域从事正规就业或体制内就业, 一代农民工回流县城产生了县域就业条件不足状况下的县域劳动力剩余问题。

　　从外部环境来讲, 原本八九十年代由外来资本主导的工厂变成了多种混合型资本并存的工厂, 而 且单一类型的制造业工厂变成了多种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发展的工厂, 沿海地区的工厂得到了升级转 型, 开始转变工厂生产管理模式。 随着工厂数量的增加, 务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些工厂招不 到工人或者要去千方百计招工的现象。 此外, 随着工厂的升级转型, 进厂的门槛在逐步提升, 劳动密 集型工厂资本化, 导致有一定技术和知识文化的工人替代了劳力型普工。 这样一来, 全国务工市场中 心地区 (主要指长三角、 珠三角和东部沿海城市带) 不但拒绝了新一批劳动力涌入, 同时也在淘汰一 批原有劳动力回到县域。 如广东珠三角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 以转向内陆或者东南亚地区寻求 廉价劳动力和异地订单派送方式, 从而减轻生产成本和缓解招工难问题。 此外, 县域经济发展享受到 了改革开放福利, 本地就业市场逐步建立,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家庭有条件在本地实现正规就业和体制 内就业。

　　从内部的家庭策略转变来看, 随着城镇化和市场经济发展, 农民家庭发展目标从家庭经济积累最 大化转变为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 因此也亟需处理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 打工潮时期,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教养分离[29] 家庭合作策略实现了家庭经济积累 最大化目标。 随着城镇化兴起, 第三代家庭的发展压力, 包括进城、 孙辈教育等家庭发展压力增大, 家庭再生产从联合式家庭[30]再生产转向核心家庭[31] 再生产模式。 由于教育转型带来的教育城镇化压 力,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从劳务市场退出从而回归家庭的动力越来越强, 因为其可以在实现照顾家 庭和县域兼业的情况下实现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 具体表现为既能够照顾老人, 又可以管理子女教 育, 提升家庭阶层跃升砝码。 因此, 在教育高期待、 家庭教育现代化转型以及家长教育理念转型的情 况下, 新生代农民家庭母职策略成为当下普遍的现象。 对新生代农民家庭而言, 他们在就业选择上也 更加倾向于县域就业或体制内就业, 因为其既能维持经济收入来源稳定, 又可以兼顾家庭。 此外, 中 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家庭受教育层次不平均, 他们受市场经济冲击强烈。 对下一代教育和学历获得的 意识更加强烈, 他们在教育理念和家庭教育策略上更加强调亲代抚育和精细化养成教育, 相比第一代 农民工在学业关键时期回归, 新生代农民家庭留守县域, 至少一方留守县域的态度更明显, 这也强化 了当前县域劳动力回流趋势。 县域劳动力结构中的回流和留守状态生产了县域劳动力剩余。 对县域产 业发展来说, 解决剩余不同年龄结构的劳动力就业既是发展机遇, 同样也面临产业链建设发展的挑战 和压力 (如表 2)。

　　五、 总结与讨论

　　在城乡社会转型背景下, 新生代农民教养策略和教育实践也经历现代化转型, 家庭教育负担、 城 镇化消费以及生育焦虑成为农民家庭城镇化的掣肘。 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家庭教养策略转型为切入点, 采用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方法发现,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一些欠发达乡村地区因为劳动力流失 陷入产业空心化, 冲击了农民家庭教养分离的生计模式。 在新生代农民深度融入县城的强发展诉求与 县城产业弱支撑性的张力之间, 形塑了农民家庭母职策略的新型家庭经营特征, 这既是农民家庭积极 求变以适应现代化转型的积极调适, 又为家庭发展和县域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 为破解农民家庭 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发展困境, 减轻教养负担, 需要推动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 积极吸纳 县域新一轮剩余劳动力, 促进基层社会转型的公平性, 缩小城乡差距。 基于此, 笔者认为应当从减轻 负担, 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推动产业发展几方面做出调整。

　　第一, 减轻农民家庭负担和现实焦虑。 农民家庭对于下一代教育的经营过于焦虑, 形成家庭无限 度参与以及市场投资 “趁虚” 而入的家庭经营策略, 造成夫妻两地分居, 离异和出轨现象很多, 冲击 了家庭情感关系和稳定秩序。 同时, 父母对于子代教育的高期待, 造成亲子关系紧张, 学生自杀现象 令人叹惋。 家庭是温情的港湾, 要还孩子一个心理栖息的心灵驿站, 不要让孩子把手机当成陪伴, 造 成手机依赖和网瘾现象。 值得反思的是, 虽然双减政策收缩了市场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 规范了学科 类市场培训班的市场秩序问题, 但农村家庭又产生了新的焦虑。 他们认为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教育上 还存在不公平, 城市家庭的孩子即使不上培训班还可以请一对一的家教, 其实质在于对学校教育的不 信任, 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的县域教育要继续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上做出努力, 不仅要平衡城乡师资和教学环境的软、 硬条件资源, 还要注意在城市化过程中把握农民家庭城镇化教育的焦虑负担问 题, 要提供充分的乡村学校教育支持, 保证教育资源的投入速度与农民教育需求相适应。

　　第二, 促进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 农民家庭县域城镇化推力是县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优越于乡村社会的差序, 推动了农民家庭由乡到城的向上流动, 比如县城教育资源的吸附力。 当乡村 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农民家庭转型期的需求时, 教育城镇化成为超出部分家庭能力范围的被迫选择, 从 而带来了农民家庭进城负担, 导致农民进城的速度与农民家庭发展阶段和能力不相匹配, 也无法转化 为县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基于此, 笔者认为推动县域城镇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当县域公共服务承载力有限时, 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应当成为兜底型保障, 提供可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公共品供给服务。 如此, 农民可以基于家庭发展能力选择是否进城, 而不是因为乡 村公共服务劣于县城而被迫进城。 同时, 针对返乡农民工带来的新一轮县域劳动力剩余以及产业结构 调整, 县域城镇化要减轻农民负担, 保障农民收入分配公平, 释放县城公共服务体系压力, 实现县域 城镇化经济效益、 政绩效益和农民利益多元共赢的高质量城镇化建设。

　　第三, 推动县域发展和产业升级。 县域产业发展要在县乡村现代家庭教育策略转型过程中起到缓 冲器作用, 研判县域劳动力市场和新一轮的县域劳动力剩余以及产业发展空间。 此外, 县域产业发展 要保障农民家庭城镇化教育过程中教育融入权利, 一方面要以教育政策, 如双减政策引导县域教育生 态建设和发展, 保障合理公平的教育秩序; 另一方面, 要着力发展县域产业, 完善县域市场就业, 以 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发展, 从而形成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型工农互助模式。 首先, 要立足于本 地县域本地资源条件, 建立优势产业, 打造县域产业发展基础; 其次, 加快对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 二、 三产业转移契机, 引进资本和企业, 带动本地产业体系完善, 扩大就业空间; 再次, 提供返乡的 一代农民工劳动力就业机会, 创造农民工返乡后增加经济收入的渠道, 保障农民城镇生活稳定, 以生 产带动消费, 发展县域经济。 双减政策解放了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资源投入和亲代陪伴的压力, 学校重 新主导学生学习教育, 在教育关系上形成了合理的分工秩序。 在农民工返乡回归家庭的背景下, 亲代 参与家庭教育和城市兼业可以解决家庭教育发展目标和家庭经济积累之间的矛盾, 县域产业发展在县 乡村现代家庭教育策略转型过程中起到缓冲器作用, 稳定了县域教育结构和秩序, 保障农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权利。